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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同专制制度对立起来,专制制度使世界“不成其为人的世界”
,而“法国大革命”
则是“使人复活”
[4]。
可是经过在克罗茨纳赫的一段时期的研究以后,马克思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原来他认为法国大革命“使人复活”
,后来却发现,资产阶级革命不仅没有使人复活,反而使人的实物本质脱离了人,不承认人的内容是人的真正现实,因此,他提出要区分“人的统治和私有制的统治”
[5]。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确立的是私有制的统治,它并没消除异化,相反却把异化推向极端。
它复活的不是人,而是市民社会的成员。
发生这个观点变化的关键,是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对历史,特别是对法国革命史的研究。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代表一个时代。
当时德国的理论界对法国革命的经验、成果、口号是非常注意的,但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黑格尔、费希特、谢林这些哲学家。
他们在青年时代向往法国革命,羡慕它的成果。
他们把法国的革命实践,变成德国式的理论,用抽象的、晦涩的哲学观念反映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
但是他们对法国大革命由欢呼到恐惧,对雅各宾党人怀着憎恨和厌恶。
在他们看来,法国大革命太过分了。
马克思则不同。
当时正在探讨德国“向何处去”
的马克思,在研究历史时非常注意法国革命的经验。
他不仅阅读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社会政治著作,而且着重研究了法国革命的历史。
他阅读了路德维希《近五十年历史》、雅克·夏尔·巴约《对斯塔尔男爵夫人遗著的批判性分析》、维·瓦赫斯穆德《革命时代的法国史》、什·拉克雷特尔《复辟后的法国史》、卡·兰齐措勒《论七月革命的原因、性质和后果》,还阅读了吉伦特党人让·巴蒂斯特·路韦的回忆录、罗兰夫人《对后世的呼吁》、蒙特盖雅《论法国和布拉班特的革命》以及1789年的《人权宣言》和1793年的宪法。
马克思通过研究肯定法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但也看到它的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局限。
这样,马克思发现资产阶级革命只是政治解放,它并没有使人由政治动物变成真正的人,而是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
马克思借与鲍威尔辩论关于犹太人的解放问题的机会,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鲍威尔完全是按照唯心主义异化观来解决犹太人问题的。
第一,他把犹太人解放问题归结为神学问题,把宗教解放看成政治解放的前提。
在鲍威尔看来,犹太人要在基督教国家获得解放,必须要求基督教国家放弃它的宗教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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