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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唯物史观中排除人的需要,等于从社会领域中把人驱逐出去,这是不可想象的。
人作为血肉之躯,同其他动物有某些共同点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
在《手稿》中,马克思就肯定了这一点。
他说:“饥饿是自然的需要;因而为了使自己得到满足、得到温饱,他需要在他之外的自然界、在他之外的对象。”
[21]但人的自然需要是人化即社会化了的需要,无论就其内容和满足需要的方式来说,都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
特别重要的是,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不断产生新的需要。
它不是取决于人的自然本性,而是新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的产物。
生产不断生产出对产品的需要。
因此对需要的研究,不能从孤立的人的自然本性出发,而必须研究生产,研究分工和交换发展的水平,才能说明人的多种需要是如何产生的,这些需要又如何反作用于生产;并且应该研究生产关系,研究人在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才能说明各种人为什么有不同的需要。
所以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驳斥了蒲鲁东从抽象的需要出发的观点,强调需要是由人的“社会地位来决定,而社会地位却又取决于整个社会组织。
当然,工人买马铃薯和妇女买花边这两者都是根据本人的意见行事的。
但是他们意见的差别就是由于他们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不同,而这种社会地位的差别却又是社会组织的产物”
。
马克思还提出一个问题:“需要的整个体系究竟是建立在意见上还是建立在整个生产组织上?”
他明确回答说:“需要往往直接来自生产或以生产为基础。”
[22]
如果说,需要并不取决于人的本性,而是依赖生产发展水平的话,交换也同样是如此。
蒲鲁东用个人向别人的建议来解释交换的起源是历史唯心主义的。
他根本无法说清楚,“这位鲁滨逊怎么会突然想到向‘他的合作者’提出这种建议,而这些合作者又怎么会毫无异议地就接受了这个建议”
[23]。
其实,交换并不起源于个人为满足自己多种需要而向别人提出的建议,而是取决于生产和分工的水平。
交换有自己的历史,它经历过不同的阶段。
曾经有一个时期,例如在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才使一切产品都处于商业范围之内,甚至连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都成了买卖的对象。
蒲鲁东还从抽象人性论的观点来看待竞争。
蒲鲁东对竞争的看法,自有其独特和卓越之处。
他看到资本主义竞争的消极方面,竞争产生贫困,酿成内战,毁灭自由,制造纠纷,败坏道德,但也肯定了竞争的积极作用,肯定了竞争的必要性。
他认为,只要一种产品仅由唯一的制造商出售,这种产品的真实价值永远是一个秘密,或者由于生产者的隐瞒,或者由于不注意把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或无法把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因此生产的特权对于社会是一种真正的损失,工业的公开和劳动者的竞争一样,都是一种需要,所有想象出来的和可能想象到的计划都不能脱离这个规律。
蒲鲁东还提出一种假定来说明竞争的必要性。
他说:“假如颁布一道法令,说从1847年1月1日起人人的劳动和工资都有保障,那么工业上的极端紧张状态立即就会转变为严重的停滞。
工业里的热烈紧张情况将立刻继之以无止境的松懈,真实价值将迅速地跌到通货额面的价格以下,硬币尽管刻着国王画像和印鉴,也将遭到和大革命时代所发行的纸币同样的命运,商人将提高价格,减少货物,我们在贫困的地狱里又将下降一层,而竞争却只是贫困地狱里的第三层的情形。”
[24]蒲鲁东还同傅立叶主义者就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竞争展开了辩论。
按照傅立叶主义者的看法,有一种竞争是有益的、值得赞扬的、合乎道德的,是足以开阔胸襟、提高思想的,是高尚、大度的,这是竞赛;另一种是有害的、不道德的、不友好的,以仇恨、杀害为能事,意存嫉妒的,利己主义的竞争。
因此,竞赛同竞争是不同的。
蒲鲁东不同意这种看法。
他说:“有人说,竞赛不是竞争。
我首先要指出,这种虚伪的区别只是表现在原则所发生的不同效果上,这就使人相信实际上有两个原则,被人混为一谈。”
他明确宣称:“竞赛不是别的,就是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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