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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鲁东早在1840年出版的《什么是所有权》中，就以公平为根据对所有权进行了抨击。
“财产就是盗窃”
这一具有极大鼓动性的口号，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视为永恒神圣的东西的挑战。
尽管蒲鲁东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流露出深刻而真诚的激愤，但他的立论根据是错误的。
以公平、正义为尺度来抨击资本主义私有制，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其被取代的原因，一点也没有做出科学的说明。
正如恩格斯所说：“蒲鲁东在其一切著作中都用‘公平’的标准来衡量一切社会的、法权的、政治的、宗教的原理，他摒弃或承认这些原理是以它们是否符合他所谓的‘公平’为依据的。”
[31]这不是解释历史，而是对历史的羞辱，全部人类私有制的历史都被“公平”
的扫帚扫进垃圾堆，以准备欢迎平等天国的到来。
蒲鲁东的上述观点，在他1846年出版的《贫困的哲学》中得到进一步发挥。
不同的是他在这里从经济学的角度，把他的平等观和价值理论结合在一起，企图平均主义地解释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引申出建立以平等交换为基础的新社会的结论。
他反复强调，“平等是我们唯一的准绳，也是我们的理想”
[32]。
并且把平等看成是交换的平等，是价值内所蕴涵的矛盾的消除，所以他说：“价值尺度或价值比例的学说，请大家注意，就是平等的学说。”
[33]只要一切生产者都严格按照所谓的正确的比例性关系进行生产，并以公平的价格进行交换，即以等量劳动的产品换取同等数量劳动的产品，社会就能建立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
这一天一定能到来。
正如一个旅行家在倾斜蜿蜒的路上从深谷登上顶峰，坚毅、勇敢、不屈不挠地沿着曲折的道路，以坚定的步伐向着它的目标稳步前进一样，历史在经历了不平等之后，正朝着平等、公平的目标前进。
蒲鲁东以公平、正义、平等为衡量历史的尺度，同以抽象的理性或以善恶观念为尺度一样，都同属于抽象人性论的历史观，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这是一种主观的尺度。
它要求历史应该符合自己的道德观念和法权观念。
它探讨的不是历史是什么，而是它应该是什么。
他自以为为历史找到了一个永恒不变的尺度，实际上人们的善恶观念、正义与非正义、公平与不公平的法权观念是极其相对的、不断变化的。
而它们变化的根据，正是它用以衡量的对象自身。
衡量即比较。
衡量历史就是比较历史。
因此评价历史的尺度，必须反映历史发展的真实进程。
人类的历史首先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
因此衡量历史进步的尺度只能是生产和生产方式的发展，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政治、文化、科学、教育的发展，而不能是抽象的人性，不能是永恒不变的道德观念和法权观念。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以工厂制度为例说明了这一点。
他说：“工厂一出现就表现出一些迥非慈善的行为。
儿童在皮鞭下面工作；他们成了买卖的对象，有人为弄到儿童同孤儿院订立了合同。
所有关于徒工制度的法律一概废除，因为，用蒲鲁东先生的话来说，再也用不着综合的工人了。
最后，自1825年起，一切新发明几乎都是工人同千方百计地力求贬低工人特长的企业主进行冲突的结果。
在每一次多少有一点重要性的新罢工之后，总要出现一种新机器。
而工人则很少在机器的应用中看到他们的权利的恢复，或如蒲鲁东先生所说，他们的复原。”
[34]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这种进步是不能用公平、正义的抽象观念冲刷掉的。
因此，他批评蒲鲁东不了解工厂制度的革命方面，竟建议工人向后倒退：“蒲鲁东先生没有超出小资产者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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