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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法国资产阶级的特性，而是时代条件决定的。
德国资产阶级更是如此。
当法国发生二月革命时，德国也发生了三月革命。
但是被革命送上了国家政权高峰的资产阶级，立即同德国封建势力妥协，倒转头来镇压无产阶级。
如果说在法国，资产阶级只是在二月革命之后，在清除了阻碍本阶级进行统治的一切障碍之后，才以反革命首领的面貌出现，而在德国，资产阶级甚至连自己的公民自由和自己的统治所必需的起码条件都没有取得就成了封建制度的尾巴。
在法国，资产阶级以暴君身份出现，并实行了自己的反革命，而在德国，资产阶级则以奴婢的身份出现，并为自己暴君的利益而实行反革命。
在法国，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之后制伏了人民，而在德国，资产阶级为了不让人民胜利而自己甘愿受人摆布。
比起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比起自己的祖先，这些“不肖”
子孙们只不过是侏儒而已。
怎么可能期待1848年的资产阶级，认真地举起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联合无产阶级共同战斗呢？当卢格说“在整个地球上，还未曾有过比1848年更伟大的革命”
时，恩格斯揭示了1848年革命的“人道”
口号的实质。
他说：
“按它的原则来说是最人道的”
——因为这些原则是由抹杀最对立的利益而产生的。
“按它的法令和公告来说是最人道的”
——因为这些法令和公告是欧洲一切空虚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关于博爱的幻想和关于友爱的多情的词句的撮要。
“按它的表现来说是最人道的”
——这些表现就是波兹南的屠杀和野蛮行为、拉德茨基的杀人放火的勾当、巴黎六月胜利者的野兽般的残暴行为、克拉柯夫和布拉格的屠杀、普遍的军阀统治，简单地说，就是在今天，在1848年9月1日，“表现”
为这个革命的全貌的一切卑鄙行为，由于这一切卑鄙行为，4个月来所洒的鲜血，比1793年和1794年所洒的鲜血的总和还要多。
“人道的”
卢格先生！
[2]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在1848年仍然沉醉于1789年的口号是时代的幻觉；那些拘泥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所谓革命者，是一些学究；那些迷信“阶级和平”
，为人民向资产阶级乞求施舍，并用冗长的博爱说教来对无产阶级进行催眠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是一些空谈家。
他们丧失了记忆，丧失了时代感：“大多数人有充分的权利嘲笑那些犯了时代错误，不断重复博爱（fraternité）词句的可怜的空想家和伪善者。
因为这里的问题正是要抛掉这种词句以及由这个词句的模棱两可的含意所产生的幻想。”
[3]
历史自身是最强有力的。
尽管二月革命时巴黎的无产阶级沉醉在宽大仁慈的普遍博爱气氛中，尽管拉马丁把临时政府称为“消除各阶级间所存在的可怕误会的政府”
，但当拉马丁的欢乐焰火变成卡芬雅克的炮火，巴黎在燃烧、呻吟、流血的时候，无产阶级终于从“博爱”
的幻想中惊醒过来。
正如马克思所总结的：“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并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是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即革命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它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
[4]无产阶级得到的是霰弹，失去的是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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