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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胜利，以血的代价获得的胜利。
街垒战中的失败，从摆脱旧的传统观念的意识形态的胜利中得到加倍的补偿。
马克思根据1848年革命的经验，特别是1848年至1851年法国所经历的政治演变，对意识形态的产生、传统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及其变化，以及精神生产的特点作了论述。
这些都大大丰富了唯物史观。
1848年的二月革命，资产阶级传统的意识形态——抽象的人道主义原则，构成人们行为的幻想动机，这不是偶然的。
人们都是在既定历史条件下进行活动的。
这种条件不仅是物质条件，而且包括传统观念。
正如马克思所总结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
[5]
意识形态的传统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但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作用是不同的。
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卡米尔·德穆兰、丹东、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拿破仑这些英雄人物，他们都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但他们的目的是实现当代的任务，即解除束缚新兴资产阶级发展的桎梏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并为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创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
他们之所以把目光转向罗马，是为了从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找到实现资产阶级历史使命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掩盖自己革命的狭隘的资产阶级性质，以便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
这不是蓄意欺骗，而是真实的信仰。
当他们中的一些人被送上断头台时，仍然充满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真诚地相信自己是为全人类而献身。
可见，在资产阶级革命上升时期，使死人复活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为了提高想象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
当革命目的达到以后，必然从形式到内容都创立与新的经济基础相应的意识形态：“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一切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土斯们、格拉古们、普卜利科拉们、护民官们、元老们以及凯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
冷静务实的资产阶级社会把萨伊们、库辛们、鲁瓦埃·科拉尔们、本杰明·孔斯当和基佐们当做自己真正的翻译和代言人；它的真正统帅坐在营业所的办公桌后面，它的政治首领是肥头大耳的路易十八。
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经守护过它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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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难理解。
资本主义社会终究不是奴隶社会。
资产阶级终究不是奴隶主贵族。
尽管新兴资产阶级掀起的“文艺复兴”
运动，可以从古希腊罗马被湮没的文献中发现自己需要的瑰宝；尽管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实际上决定某个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是它们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和所有制形式。
马克思在分析正统派和奥尔良派之所以对立时指出：“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
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
[7]是因为这个重要论断，提供了对意识形态的实质和起源的科学理解。
马克思强调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从它的来源和反映的内容来说，都同一定的阶级和所有制形式相联系，但就它的创造者和信奉者的实际地位来说，并不一定都是这个阶级的成员。
这是精神生产的一个重要特点。
精神生产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
从事精神生产的脑力劳动者、著作家可以来自不同的阶级。
他们为各阶级“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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