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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贵族的统治引起了强烈的不满，特别是1845年至1846年两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事件的发生，即由于马铃薯病虫害和农业歉收所引起的物价暴涨，以及英国工商业总危机对法国的影响，加深了人民的普遍不满，使不平的怨言发展成武装起义，终于爆发了二月革命。
但在二月街垒战中产生的临时政府，归根结底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府。
无产阶级被迫在六月重新拿起了武器，但结果是遭到失败。
在马克思看来，法国的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的，而它失败的必然性也存在于经济之中。
他说：“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
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
[15]按照马克思的分析，1848年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基础还是那么巩固，任何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企图都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
但只要产生革命的经济条件酝酿成熟，革命终究是会到来的。
“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
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
[16]
同法国一样，德国的三月革命及其随后的演变，取决于德国社会的总的状况和阶级结构。
正是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决定资产阶级必然要反对封建制度；而先天发育不良的资本主义经济，又决定了德国资产阶级如此萎靡、畏缩、胆怯。
但即使没有法国二月革命的诱发，德国自身内部的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的发展也必然会爆发革命。
马克思不仅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封建生产方式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矛盾中来分析1848年革命的必然性，并且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的评论基佐和格·弗·道梅尔小册子的书评中，对用唯心主义观点来曲解1848年革命的理论进行了驳斥。
基佐是法国复辟时代的著名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他在历史理论方面的一个杰出贡献，是研究了阶级和阶级斗争。
可就是这样一位“an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régime[旧制度]下最聪明的人物”
、“天才历史学家”
，却被1848年二月革命“弄得昏头昏脑”
，“以致完全不能理解历史”
[17]。
他在1850年出版的《英国革命为什么成功？英国革命史讨论》的著作中，对革命作了完全唯心主义的解释。
他从自己原来主张过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向后倒退，认为“一切革命都是由于少数不满足于一般自由的捣乱者的恶意和宗教狂热而引起的”
[18]。
法国之所以发生二月革命应归咎于法国人的品性，“只是由于法国人品质恶劣，才使得1830年的七月王朝经历了18年艰苦岁月后终于遭到了可耻的破产，使它不能像1688年以来的英国王朝那样维持很久”
[19]。
他还把资产阶级共和国看成“不过是一些野心勃勃、狂热冲动和心怀恶意的人所搞出来的名堂”
[20]。
基佐为法国失去各种政治力量的平衡而痛惜，他非常羡慕“充满平静安宁、田园诗意”
的英国，其实英国社会的阶级矛盾也达到了尖锐的程度，“正在展开极为尖锐的冲突和极为深刻的变革”
[21]。
这一切都表明，曾经用阶级斗争观点考察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革命的理论家们，再也不能客观地对待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现实。
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是必然的，而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则是偶然的，是破坏政治平衡的恶意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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