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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他们的结论。
无怪乎马克思说，“不但lesroiss’envont[国王要滚蛋]而且lescapacitésdelabeoisies’envont[资产阶级的天才人物也要滚蛋]”
[22]。
在《评格·弗·道梅尔〈新时代的宗教。
创立综合格言的尝试〉》中，马克思驳斥了道梅尔的唯心史观。
道梅尔把1848年革命看成是“民众越规行为”
，是“社会的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的嫉妒、愤怒和渴慕”
，“是‘粗野’反对‘文明’的斗争”
[23]。
这样，他就不是用各阶级的生活条件来解释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而是把革命产生的原因归结为某些心怀恶意的人玩弄阴谋诡计，利用群众的卑鄙本能，唆使他们反对有教养的阶级。
道梅尔把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变成了“文明”
与“野蛮”
的道德和文化的斗争。
同样荒谬的是，道梅尔把宗教凌驾于革命之上，认为革命是没有实效的，只有创立新的宗教才能改变世界。
他说：“只有通过新的宗教才能产生全新的世界秩序和关系。
宗教能作出多大贡献，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就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证。
抽象的单独的政治是软弱无能和毫无效果的，1848年开展的革命运动就可以非常明显地证明这一点。”
[24]这完全是对历史的无知。
事实上并不是新的宗教产生了新的世界秩序，恰好相反。
例如就基督教来说，它是古代“世界秩序”
瓦解以后产生的，是这种瓦解的表现，而不是瓦解的原因。
马克思在分析了社会变革与宗教变迁的关系之后指出：“非常明显，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这就是说，人们的宗教观念也要发生变革。”
[25]人们不是在宗教中，而是在社会的经济生活中，找到了社会变革的最终秘密。
社会革命最深刻的根源存在于社会基本矛盾之中。
它是这种矛盾极端激化的外部表现，又是这种矛盾得以解决的社会手段。
社会革命的巨大社会功能，正在于它借助革命暴力，通过群众斗争的形式，使和平时期长期积累起来的矛盾得到解决，从而推动社会发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26]
一切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都诋毁社会革命。
他们把旧制度缓慢发展时期视为正常的社会秩序，而把社会革命看成是社会病态，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
这当然是错误的。
毫无疑问，社会革命当然包含着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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