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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马克思批评了“议会迷”
，即迷信议会，把议会放在行政权力之上，认为议会可以控制和支配行政权的人。
他说：“1848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议会迷，染有这种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失去一切理智、一切记忆，失去对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
[31]这当然不是说，无产阶级应该拒绝议会斗争，而是说应该弄清资产阶级议会的本质，弄清议会斗争的条件和局限。
第三，民主的扩大与缩小。
尽管资产阶级专政可以采取不同的国家形式，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争取国家形式的斗争似乎是空洞的、幻想的和毫无意义的”
。
事实上，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来说，“不掩盖社会矛盾，不用强制的因而是人为的办法从表面上制止社会矛盾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
能使这些矛盾进行公开斗争，从而获得解决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
[32]。
这种政治形式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因为它提供的自由和民主，有利于宣传、训练、组织无产阶级进行斗争。
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民主，尽管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但比起封建专制制度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资产阶级自身的发展需要自由和民主，但它又给了无产阶级一种反对自身的武器。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资产阶级正确地了解到，它为反对封建制度而锻造出来的各种武器都倒过来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创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转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文明了，它创造的所有的神都离弃了它。
它了解到，一切所谓的市民自由和进步机关，都侵犯它的阶级统治，并且既威胁它的社会基础，又威胁它的政治上层。”
[33]这样，资产阶级一方面宣布自由与民主，另一方面又心惊胆战地提防无产者对它的“利用”
，因而尽量限制和缩小自由。
例如法国1848年的宪法规定，人身、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和信教等等自由，是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然而它总是加上一个附带条件，说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允许享有这种权利。
“宪法的每一条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
，“在一般辞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
[34]。
而且资产阶级完全可以保证“公共安全”
（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安全）或触犯法律为名，剥夺他人享有的自由。
因此资产阶级力图限制和缩小人民享有的自由和民主权利，无产阶级则反其道而行之。
这种斗争构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更加深刻的是，马克思通过对法国1848年革命中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的更迭，特别是路易·波拿巴政变后政权更加官僚化和军事化的分析，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光辉著作中得出了一个对无产阶级革命至关重要的结论。
马克思认为，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使官僚化的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
法国1848年争夺统治权的各个政党，都是力图夺取现成的政权，把这个庞大的国家机构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而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是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关于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论点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基本结论，它科学地解决了如何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马克思关于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论断，不是唯意志论、无政府主义，而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是以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分析为依据的。
马克思反对的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高度官僚化和军事化，反对的是它极力维护少数人的利益而对劳动人民进行镇压的阶级属性，而不是反对国家作为国家所具有的某些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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