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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通过无数的单个意志和行为的相互冲突、相互矛盾为自己开辟道路。
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唯物辩证的,他把人的主体地位和历史规律的客观性结合在一起,既反对宿命论又反对唯意志论。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正是从上述历史观的高度,通过对路易·波拿巴这种人物的产生、历史作用,政变获得暂时成功的原因以及结局的预测,表达了马克思对如何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看法。
马克思在分析法国1848年至1850年阶级斗争时说过,“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
[43]。
马克思的这个论断,不仅适用于对历史起进步作用的伟大人物,也适用于那些阻碍历史发展的反面人物。
路易·波拿巴就是这样。
虽然他不可一世,趾高气扬,但他对自己成为历史“必要人物”
的真正原因并不理解,片面夸大自己。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波拿巴的作用日益增长是当时的环境造成的,而他本人却相信,这仅仅是由于他的名字有魔力和他一贯模仿拿破仑的缘故。”
[44]
马克思所说的环境,是指社会环境,即法国1848年的阶级斗争,以及革命沿着下降路线所形成的政治态势。
法国的菲力普王朝被二月革命推翻了,接着无产阶级在六月起义中遭到残酷镇压,但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又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秩序党所击败。
法国处在不停的政治动乱之中。
资产阶级发出了“没有终结的恐怖,还不如令人恐怖的终结”
的惊叫。
由于他们感到自己软弱无力,他们宁愿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统治形式,“力图返回到那些不大完备、不大发达、因而危险也较少的阶级统治的形式上去”
[45]。
路易·波拿巴这样的人物正符合他们的需要。
历史人物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的需要,因此他必然具有他那个时代和阶级的特性。
在研究历史人物时,比较研究是可以的,但必须反对肤浅的历史对比,即撇开每个历史人物的时代和阶级特性,仅仅抓住某些表面的相似之点。
由于阶级斗争以及阶级斗争的经济条件的差别,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人物之间必然是不同的。
马克思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他说:“我希望,我这部著作对于清除那种特别是现今在德国流行的所谓凯撒主义的书生用语,将会有所帮助。
在作这种肤浅的历史对比时,人们忘记了最主要的一点,即在古代的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富有的自由民与贫穷的自由民人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
……由于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有这样的根本区别,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怪物之间的共同点也就不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最高祭司撒母耳之间的共同点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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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对1848年法国革命中的人物,特别是对路易·波拿巴的分析中始终坚持这种唯物辩证的方法。
他处处揭穿路易·波拿巴刻意模仿他的伯父,把拿破仑的名字作为戴在自己头上的花环的诡计和幻想,强调他们之间的差别。
马克思发挥了黑格尔的一个历史观点。
黑格尔认为,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例如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两度出现拿破仑称帝,第一次是伯父拿破仑第一,第二次是侄儿拿破仑第三,相隔近半个世纪。
时代不同,他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也就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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