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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研究是必要的。
在《资本论》及其草稿中，马克思曾多次论述这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撇开劳动的社会形式，把真正的劳动看成是人的本质，并以此作为衡量和评价现实劳动的尺度，这是属于历史观的问题。
事实证明，离开了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形式以及这种社会形式存在的依据，不可能对劳动的性质做出正确的评价。
《资本论》及其草稿不同，它的指导思想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它不是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而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中来考察经济现象的。
在使用异化概念较多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作为指导原则的正是这个根本规律。
例如在《货币》章中，马克思的分析就不同于1844年的《手稿》。
在1844年的《手稿》中，马克思把货币看成是“人类的外化的能力”
，货币的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中”
[30]。
而在1857年至1858年的《手稿》中，马克思则着重从与商品、价值形式的联系中考察货币的本质和职能。
他批评蒲鲁东及其信徒达里蒙的“劳动货币”
论，分析了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及其矛盾，强调货币是产品的商品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说：“作为价值，商品是货币。”
“商品的交换价值，作为同商品本身并列的特殊存在，是货币，是一切商品借以互相等同、比较和计量的那种形式，是一切商品向之转化，又由以转化为一切商品的那种形式，是一般等价物。”
[31]因此，货币并不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而是生产发展的结果。
如果没有生产和交换的发展，没有产品生产向商品生产的转化，就不会有货币。
同样，在《资本》章中马克思考察资本，也是着眼于生产力的发展。
他说：“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又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
，“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不仅在形式上不同于其他生产方式，而且也要以物质生产的全面变革和发展为前提”
[32]。
马克思以土地所有制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旧式的土地所有者向现代租地农场主的转变，无论取得收入的形式还是劳动者得到报酬的形式都发生了改变，但“这不是形式上的区别，而是以（农业）生产方式本身的全面改造为前提的，因而前提条件是以产业、商业和科学的一定发展，简言之，以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为基础的”
[33]。
至于《资本论》，更是运用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光辉典范。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中，揭示了它的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
马克思完全不借助于人的本质异化和复归的理论，而是紧紧把握住生产关系，并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
列宁在同俄国民粹派米海洛夫斯基的论战中，特别强调了《资本论》中的两个归结的指导原则，把《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全面剖析看成是唯物史观的光辉证明。
事实上，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最大成果是创立剩余价值理论，而它的理论和方法论原则是唯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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