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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社会形态更替顺序性中的跳跃性。
不仅从横断面看，同一社会形态的各个国家和民族有其特殊性，而且从纵断面看，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社会形态的更替也会有其特殊性。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不排斥各个国家或民族历史发展的特点。
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分析，对这个问题作了重要分析。
1877年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第十期，发表了民粹主义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对《资本论》作了错误解释。
为此，马克思写了一封致《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第一次就俄国究竟是“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
[40]的问题发表意见。
马克思采取的是严格的科学态度，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进行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把“条件”
就在首位[41]，用以作为考虑两种可能性的根据。
他说：“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42]
上述信件没有寄出。
几年以后，俄国革命者维·伊·查苏利奇代表俄国革命者，请求马克思就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和俄国历史发展前景，特别是世界各国由于历史必然性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理论发表看法。
马克思写了回信，并为回信拟过三个草稿，对1877年的论点作了更详细的发挥和论述。
马克思坚持历史的辩证法，把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问题同它所处的环境结合起来，而不是孤立考察农村公社自身。
因此他认为，《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关键在于条件：“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
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apriori[先验地]说，二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
[43]
正是根据这个原则，马克思并不否认俄国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条件是无产阶级革命。
“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成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
[44]后来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的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重申了这个看法，如果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俄国的土地公共所有制的俄国公社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马克思也指出了另一种可能性，而且是现实的可能性，这就是公社的解体，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
因为在当时的俄国农村，已经产生一个由比较富裕的农民组成的农村中等阶级，而且国家的勒索、商人的劫掠、地主的剥削和高利贷者从内部的破坏，使公社面临瓦解的危险：“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命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不是理论，而是国家的压迫，以及渗入公社内部的、也是由国家靠牺牲农民培养起来的资本家的剥削。”
[45]
历史终于实现了后一种可能性。
俄国在1861年废除了农奴制以后，资本主义，首先是工业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
俄国最终没有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是以自己特有的形式再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
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可能性的设想是错误的、没有意义的。
事实正好相反，马克思关于俄国历史前景的推测，包含着历史发展阶段跳跃性的思想，是对他创立的五种社会形态学说的补充。
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的发展，证明马克思论断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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