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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打算一人兼有两组不容易调和的价值：一方面他喜欢无情、战争和贵族的高傲；另一方面他又爱好哲学、文学和艺术，尤其爱好音乐。
从历史上看，这些种价值在文艺复兴时期曾经是共存的；尤理乌斯二世教皇既为勃罗纳而战，又任用米凯兰基罗，他或许可以当作尼采希望看到掌握政权的那种人。
尼采和马基雅弗利这两人尽管有一些重要差别，拿尼采来跟马基雅弗利相比是很自然的。
谈到差别：马基雅弗利是个办理实际事务的人，他的意见是由于和公务密切接触而形成的，同他的时代是协调的；他不迂阔，也不成体系，他的政治哲学简直不构成连贯的整体。
反之，尼采是大学教授，根本上是个书斋人物，是一个与当时仿佛占优势的政治、伦理潮流有意识对立的哲学家。
然而两人的相似点更深一层。
尼采的政治哲学和《邦主鉴》（非《罗马史论》）里的政治哲学是类似的，固然是详细完成了，应用到较广的范围。
尼采和马基雅弗利都持有一种讲求权力、存心反基督教的伦理观，固然在这方面尼采更为坦率。
拿破仑对于尼采说来，就相当于凯萨·鲍吉亚对于马基雅弗利：一个让藐小的敌手击败的伟人。
尼采对各派宗教及哲学的批评，完全受着伦理上的动机的主使。
他赞美他认为（这或许正确）在身为贵族的少数者才可能有的某种品质；依他的意见，多数者应当只是极少数人完成优越性的手段，不可认为他们有要求幸福或福利的独立权利。
他提起普通人，习惯上称作“粗制滥造的”
，假如他们的受苦受难对产生伟人是必需的，他认为这件事就无可反对。
因而，从1789年到1815年这段时期的全部重要性都在拿破仑身上得到总结：“法国大革命使拿破仑得以出现，这就是它的正当理由。
假使我们的全部文明混乱崩溃的结果会是这种报偿，我们便应该希求混乱崩溃。
拿破仑使民族主义得以实现，这即是后者的理由。”
他说，本世纪里差不多一切远大的希望都来自拿破仑。
他爱以逆理悖论的方式发表意见，目的是要让守旧的读者们震惊。
他的做法是，按照通常含义来使用“善”
“恶”
二字，然后讲他是喜欢“恶”
而不喜欢“善”
的。
他的《善恶之彼岸》（BeyondGoodandEvil）这本书，实际上旨在改变读者关于善和恶的看法，但是除有些时候而外，它却自称是歌颂“恶”
而贬斥“善”
的。
例如，他说把追求善胜利、恶绝灭这件事当成一种义务，是错误的；这是英国式的看法，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那个蠢蛋”
的典型货色；他对穆勒这人是怀着特别恶毒的轻蔑的。
关于穆勒，他说道：
“他讲‘对一个人说来正当的事，对另一个人说来也正当’；‘你不愿意旁人对你做的事，你也不要对旁人做’；说这些话使我对此人的庸俗感到憎恶。
这种原则乐于把人与人的全部交道建立在相互效劳上，于是每一件行动仿佛都成了对于给我们所做的事情的现钱报酬。
其中的假定卑鄙到极点：认为我的行动与你的行动之间在价值上有某种相当是理所当然的。”
跟传统美德相反的真正美德，不是为人人所有的，而始终应当是贵族少数者的特色。
这种美德不是有利可图的东西，也不是叫人谨慎；它把具备它的人同其他人隔离开；它敌视秩序，加害于劣等人。
高等人必须对庶民开战，抵制时代的民主倾向，因为四面八方都是些庸碌之辈携起手来，图谋当主人。
“一切纵容、软化、和把‘民众’或‘妇女’举在前面的事情，都对普选制——也就是‘劣’民统治——起有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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