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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饲育牛马以翻地或者整土的地方,对女性而言栽培水稻几乎是应该放弃的重劳动。
在这种时候,一门之中有某个可靠的人,或是村中长老深怀慈悲,她们方得获准耕作很少的旱地之类,其他则通过做日工或帮佣等的收入以补足生计。
这类女性善守贞操,直到子女成长到足以独当一面,才能保原有田地不失并交到后代手里。
但是,做到这一点的先决条件是,村里的一般农业生产现场,是否需要女性这类不完全的劳动力呢?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在插秧时节,现在仍然几乎和过去一样,要从自家以外请专门插秧的女性。
虽然在近世进行了各种农事改良,但是在插秧的作业方面,仍然没有找到仅凭自家的劳动力即可完成的方法。
尤其是增加了桑田整理和其他春夏之交的工作后,这一时期的劳动力是极度不足的,连小学都准许请农忙假,被称为“掷秧把小子”
之类的十一二岁少年,都会被安排各种不同的任务。
在气仙郡等地,掷秧把的人被称为kannaido。
这种kannaido在中部以西被称为kennaido,也就是“食客”
之意。
孀寡妇人这样的孤寂之人,不用说在这一时期也会有工作,但是这与一年的漫长岁月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在纪州等地的俚语中,有小麦播种百日收割三日、水稻收割百日插秧三日的说法。
尤其是实行了地方品种统一以后,较前更加繁忙的只有插秧这段日子,而这样繁忙的工作很快就会结束。
仅仅为了这几天而住在村里是不可行的。
另一方面,像秋天收割的时候那样,农民正是最大方之时,也就是掉落的稻穗或者别的什么都让人随便捡的时候,如果寡妇来到田里却捡不到稻穗,对她们来说无疑是非常大的打击。
当然,像养蚕、织布、纺纱之类,多少与农村有关系的副业也是可以找到的。
但是无论如何,如果她们的工作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变得淡薄起来,即使是住在村里,也难以避免逐渐被当作异数看待的结果。
在村里开设小饮食店、杂货店或做小商贩之类,也许会被当作寡妇们自立的一个方便之法,但是其影响却比想象更大。
若是赌博、卖春等显而易见的弊害的话,毋宁是自己和别人都会警戒的事。
还有一些分量没有这么重,在很长时期里暗暗地发生的生活变化。
变化的第一个阶段是饮食的爱好。
与营养问题并没有任何关系,当时出现了被称为熟食店的营生,这种无论何时都可以买到的做好的食物,必然使表现冠婚丧祭这样的人生大事意义的特殊饮食,尤其是每年的节供登场举行这种仪式日子的价值,变得逐渐稀薄起来。
所谓节供,即是节日的上供之物,也就是神灵和一家全员共同享用的食物。
在九州各地,以古语被称为norei(maorai、直会)的也是指确定好日历中最为重要的一天,与各位神灵共同摄取相同食物的做法。
饼、团子、红米饭、某种汤之类,各有其名,各有定时,其数量也着实不少,一年算下来,其种类有四五十之多。
但是,将糖果饼类放在店头贩卖,在单纯的浪费之外,更重要的是使上述的节日中共同饮食的快乐和严肃之感大打折扣,即使是到了庆祝kokinte、kobasyage的日子,很多地方的人们也不过是无所事事地玩耍罢了。
与此相同的情况还体现在饮酒上面。
饮酒风俗的起源并不能算很晚近,至少在水稻脱粒器发明之前就已经有了。
四处行游的女性酿酒卖给陌生人,成为各国铭酒起源的例子有很多。
但是,这些也都仅限于在神社和佛寺周围,若非如此,也只是在人来人往的大道边上。
在村里除了应该喝酒的日子和场所以外,随时可以像喝茶一样喝酒的根源则在于各村中的小饮食店。
这种被公认为寡妇的谋生方式之一的职业,偶然促成了饮食法则的解放。
无须广泛涉猎群书,现在应该还有人记得,我们的酒原来是在使用前先酿好,与太平洋岛民的kava完全相同。
自不待言,这些酒不像现在由京都运来贩卖的酒那么好喝,其差别正如各家各户自制的饼和砂糖饼一般。
将所谓的一夜酒在家中的酒瓮里酿好备用,等待其酿成时的心情,同时也是对祭礼或者节日的微妙的心理准备。
但是,酒在平常日子的消费变得可能并盛行以后,造酒工坊最后演变成了地方资本的积聚之所,自酿的酒于是成了被蔑视的对象。
很多地主之家变成了酒坊,有钱人家也欢迎冲着喝酒来干粗重活计的人,可以说这实在是一种罕见的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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