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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经济学笔记》（《穆勒评注》）→《第一手稿》→《第二手稿》→《第三手稿》”
的顺序进行解读，将《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
理论置于《第一手稿》中的“异化劳动”
概念之前，且认为“异化劳动”
的理论水平高于“交往异化”
；另一方面，他又遵循了“两条线索”
说，即认为“经济唯物主义逻辑”
高于以异化劳动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
。
既然如此，如果说“交往异化”
能够代表当时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逻辑”
——事实上《穆勒评注》代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水平——那么让“交往异化”
出现于“异化劳动”
之后，似乎更符合他的“经济唯物主义逻辑”
最后战胜了“人本主义异化逻辑”
的设定。
在这个意义上，《回到马克思》中“《穆勒评注》先行说”
的解读原则与“两条线索”
说的设定呈现出某种不协调或者说“拧着”
的状态。
如果他代表采取《第一手稿》→《穆勒评注》→《第二手稿》→《第三手稿》这一写作顺序，这一不协调将会得到化解，“两条线索”
也会因此而变得更为有力。
本书与《回到马克思》不同，它是以《第一手稿》→《穆勒评注》→《第二手稿》→《第三手稿》的顺序来解读《巴黎手稿》的。
这也就意味着让“异化劳动”
在先，“交往异化”
在后；意味着让《穆勒评注》高于《第一手稿》。
不仅如此，本书还借此推出了一个关于早期马克思思想分期的假说：如果说在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之间有一个转折点的话，这一转折点就出现在《第一手稿》和《第二手稿》之间，即《穆勒评注》。
当然，这一假说能否成立，并不取决于这一文献学事实，而是取决于思想逻辑证明。
因为，哲学毕竟不同于史学——文献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史学——它的结论必须要由概念演绎和推理来证明。
本书除了第四章以外，都属于对这一结论的学理证明。
26岁的马克思曾在《手稿》序言中宣称：“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
[20]这里，我想大胆地套用马克思的这句话，我也用不着像熟悉《巴黎手稿》的读者保证，在本书中我的结论不是以文献学的方式，而是以哲学的方式，即以概念演绎和推理的方式而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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