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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随着黑格尔法哲学讲义笔记的出版（1973、1974和1983年），正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耶拿实在哲学》的出版所带来的冲击那样，黑格尔与经济学的关系又成为近年来黑格尔研究中的热点。
譬如，瓦塞克就从苏格兰启蒙主义的角度对黑格尔经济学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34]，让黑格尔披上了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经济学”
（Staats?konomie）的外衣。
日本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也有很多，他们不仅已经迅速地翻译了黑格尔法哲学讲义笔记这些新资料[35]，而且还对这些新资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譬如，富吉胜男在《自由和权利的哲学：黑格尔“法·权利的哲学讲义”
的展开》[36]中，就详细地分析了黑格尔第1—3次和5—6次讲义的差异，根据在思想上讲义笔记比正式出版的《法哲学原理》还更为激进的事实，将黑格尔解释成一位主张自由和权利的进步的近代主义者。
与本章的主题相关，在今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德国人普利达特的《经济学家黑格尔》[37]一书。
在该书中，他以海德堡、柏林以及耶拿时代黑格尔的草稿为素材，提出黑格尔的经济学思想，并非只来自以斯密为代表的英国的国民经济学，它还来源于德国本土的“国家经济学”
（Staats?konomie）传统。
正如“国家经济学”
这一名称所示，18世纪尤斯蒂（JohannH.G.Justi）等人所提倡的经济学与斯密等人提倡的“国民经济学”
（National?konomie）不同，它反对自由放任的经济自由主义，而是主张要由国家来介入和主导经济，把经济学看成是国家主导下的“官房学”
（dieKameralistik）。
这显然是一种深受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影响的学说。
因此，在普利达特看来，在关于市民社会的三个要素的规定中，如果说“需要的体系”
来源于斯密，那么另外两个要素即“福利行政”
和“同业公会”
恐怕就只能说是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或者说来源于德国自身的“官房学”
。
这种解释多少削弱了自卢卡奇以来的英国经济学影响说，但是否成立还需要学界花时间予以检验。
上面，我们简单地回顾了斯密和黑格尔关系的研究史。
接下来，我想具体地分析一下斯密的经济学对黑格尔的影响，即从本章主旨出发，着重讨论一下斯密的劳动观、斯密的分工概念、斯密的社会认识对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形成的影响。
（1）斯密的生产性劳动与黑格尔的劳动
劳动作为人的需要以及满足这一需要的行为不仅是国民经济学的出发点，而且还是近代市民社会的基础和构成原理。
斯密作为近代劳动观的开创者，正是从劳动的角度创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并揭示了市民社会的基本结构。
首先，斯密从批评同时代的重商主义和货币主义出发，提出了生产性劳动（ProduktiveArbeit）概念。
所谓生产性劳动是指人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活动，其核心在于强调只有人的劳动才是生产性的，财富的本质在于人的劳动，或者说劳动才是国民财富增长的真正源泉，是促进文明进步的根本原因。
正是因为斯密揭示财富的本质在于人的劳动本身这一原理，后来马克思才在《手稿》的“第三手稿”
开头给予斯密高度评价，认为他的思想类似于路德的宗教改革，属于“启蒙国民经济学”
[38]。
黑格尔关于劳动的理解跟斯密有一致性，他也把外部的财富，譬如说货币的本质归结为人的劳动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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