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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鲍威尔的这一解决方案，马克思分析道：“一方面，鲍威尔要求犹太人放弃犹太教，要求一般人放弃宗教，以便作为公民得到解放。
另一方面，鲍威尔坚决认为宗教在政治上的废除就是宗教的完全废除。
以宗教为前提的国家，还不是真正的、不是现实的国家。”
[3]马克思肯定了鲍威尔将“犹太人问题”
与“政治解放”
联系起来的做法；但是同时，他又认为鲍威尔的方案比较浅薄，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
首先，在鲍威尔看来，所谓“政治解放”
，是国家从犹太教、基督教和一般宗教中解放出来，但是，废除宗教并非是人获得解放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以北美的现状，即在那里国家已经得到了解放，但大多数人仍笃信宗教为例，指出“宗教的定在和国家的完成是不矛盾的”
[4]这一点。
其次，即使国家获得了解放，国家成为纯粹的政治国家，但其国民也未必会成为公民。
公民的解放实际上跟国家的形态、个人的宗教信仰并无必然的联系。
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要不要废除宗教，或者说不在于国家与宗教的关系，而在于人本身能否得到解放。
马克思说道：“批判还应当做到第三点。
它必须提出问题：这里指的是哪一类解放？人们所要求的解放的本质要有哪些条件？只有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才是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批判，也才能使这个问题真正变成‘当代的普遍问题’。”
[5]也就是说，鲍威尔所说的政治解放还只是第一步，要真正解决“犹太人问题”
还需要对“政治解放”
本身进行批判，最后实现“人的解放”
。
而鲍威尔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没有探讨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其结果，就是“毫无批判地把政治解放和普遍的人的解放混为一谈”
[6]。
因此，对马克思而言，他首先要做的是厘清“政治解放”
与“人的解放”
的关系，界定什么是“人的解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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