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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了“人道主义异化论”
。
但是，从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手稿来看，在1844至1846年期间，能够代表其经济学最高水平的莫过于《穆勒评注》了，可张一兵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仍然坚持《德意志意识形态》是“经济唯物主义”
的高峰。
他之所以这样做，显然跟他这里将《穆勒评注》判断为赫斯水平的作品有关。
换句话说，这一判断直接影响到了他的“两条线索说”
，故笔者才说，赫斯“参与”
了《回到马克思》的建构。
总之，对张一兵而言，赫斯研究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赫斯定位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他的《回到马克思》体系结构的问题。
从侯才到张一兵，中国的赫斯研究走了一条很独特的研究进路。
侯才最大限度地强调了赫斯思想中的费尔巴哈元素，并将《论货币的本质》与马克思的《穆勒评注》联系起来。
张一兵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得出了《穆勒评注》与《论货币的本质》是同等水平的作品，并从中推出了《穆勒评注》的思想水平低于《手稿》的结论。
这一条研究进路虽令人颇感意外，但在世界范围内也可谓独树一帜。
当然，从本书后面的分析将看到，我是不同意这一进路的。
以上，我们回顾了科尔纽和中日两国的“回到赫斯”
运动，下面让我们先简单地评述一下这场运动。
撇开欧洲不谈，中日两国在历史上都曾深受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束缚，要想拿出自己独创的马克思主义理解，必须要从教科书体系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然后再来重构理解马克思的理论框架。
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这一工作，当时重构“马克思像”
、“历史原像”
等成为了一种流行语。
正像我们在广松涉和良知力之间的“青年黑格尔派论争”
中所看到的那样，在这一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研究，特别是“回到赫斯”
运动成为他们重构马克思的关键契机或者进路。
从日本的这一经验来看，我国也应该加强对青年黑格尔派的研究，侯才和张一兵的研究就可看作是我国在这条进路上的一种尝试。
但是，“回到赫斯”
也面临着一定的理论风险，特别是当我们将赫斯因素应用于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构时。
从上述对赫斯研究史的梳理中我们不难发现，实际上，出于对以前人们轻视赫斯的不满，“回到赫斯”
会很自然地出现夸大赫斯之于马克思影响的倾向。
这种倾向，在客观上会带来一种用“外因”
来说明马克思本人思想发展“内因”
的危险；甚至会导致贬低马克思思想的独创性，从而把马克思所完成的哲学革命看成是对各种既成观点的“拼凑”
。
因此，实事求是地评价赫斯的理论地位以及赫斯之于马克思的影响是我们避免不必要的理论风险的关键，同时这也是我们借助青年黑格尔派来重构马克思这条理论路径成功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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