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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陶伯特说”
是否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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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初,我曾撰文《〈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44]对上述《巴黎手稿》的文献学成果作了系统介绍,同年夏天又发表了后续论文《〈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马克思的转折点》[45],提出《穆勒评注》是早期马克思向晚期马克思过渡的转折点的观点,引起了我国学界对《巴黎手稿》的重新关注。
安启念、姚顺良、张盾、鲁克俭、唐正东、姜海波等人也纷纷撰文讨论《巴黎手稿》,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巴黎手稿》的写作顺序。
[46]
在我这篇论文发表以前,我国学界基本上遵循的是“《穆勒评注》先行说”
。
譬如,张一兵就曾明确地反对苏联学者拉宾等人的观点。
在《回到马克思》中,他这样写道:“我认为苏联学者的这种‘理论创造’实为一种不必要的标新立异。
更主要的是,以马克思内在的理论逻辑进程来看,这种编排不仅没有深化我们的研究,反而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文本解读中的混乱。
我固然承认《巴黎笔记》与《1844年手稿》是在同一时段中完成的同体文本,但绝对不赞成苏联、东欧学者上述那种将文本碎片化的做法。
所以,我在本书中没有采用这种观点,且仍然将《1844年手稿》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来对待。
遗憾的是,MEGA②版的编者也无批判地同意了苏联学者的这种假设。”
[47]从这一立场出发,《回到马克思》对《巴黎手稿》的解读自然采取了从《穆勒评注》到《手稿》的顺序。
在我这篇论文发表以后,针对我所支持的拉宾的观点,即《穆勒评注》写于《第一手稿》与《第二手稿》之间,鲁克俭曾撰文提出了批评,并表明支持陶伯特关于《穆勒评注》写于《手稿》之后的解释,甚至提出“对中国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者来说,我们只能姑且采信MEGA②编委会最终支持的考证结论即‘陶伯特说’”
[48]。
那么,“陶伯特说”
是不是必须要予以接受呢?当然,能不能接受不取决于陶伯特在新MEGA编辑上的权威地位,而取决于她的主张是否有道理,是否证据充分。
正是从这一学术标准出发,我才在《〈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一文中,对她的论点与其他人的观点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其证据不足且缺乏论证,并摒弃了“陶伯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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