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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8）是在（7）的基础上对（7）的内容的概括。
而且，这一概括基本上是对出现在《穆勒评注》中的对《政治经济学原理》摘录部分的总括。
从内容上看，如果马克思事先没有在李嘉图和穆勒的《经济学笔记》中对分工和交往的研究，是不可能作出这种概括的。
难道这还不能说明《穆勒评注》与《第三手稿》有直接的关系，《穆勒评注》应该写于《第三手稿》之前吗？
顺便说一句，（6）、（7）、（8）这三处提及穆勒的地方都属于《第三手稿》的[分工]片断，而[分工]片断是马克思本人对出现在《经济学笔记》中的各位国民经济学家分工概念的概括总结，既然陶伯特也承认此处是马克思对斯密、萨伊、斯卡尔培克摘录的总结，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同样承认此处也是对《穆勒评注》的总结呢？如果是总结，那不是很容易推出《穆勒评注》写于《第三手稿》[分工]片断以前吗？
总之，如上所述，在《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中，马克思不仅直接列举了李嘉图和穆勒的名字，指示读者参考李嘉图和穆勒的著作，而且还引用了《李嘉图笔记》和《穆勒评注》中的观点或者引文。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陶伯特所主张的马克思在《手稿》中“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加以利用”
《李嘉图笔记》和《穆勒评注》的结论与事实不符。
诚然，对于不掌握原始手稿的我国学者来说，要想依据手稿的物理特征（记载、纸型、编号等）来从事原创性的文献学研究是困难的。
在这个意义上，对陶伯特这样一个常年从事新MEGA编辑的文献学家提出质疑可能被视为胆大妄为。
但是，这也不意味着她说什么，我们就得听什么。
依我这样愚笨的头脑，仅凭她给出的那样一个根本不符合事实的没有“直接或间接”
地利用的妄断，或者《第三手稿》的引文比《穆勒评注》长这一点就让我接受她的观点是不可能的；当然以此来让我接受鲁克俭的倡议即我国学者只能遵循“陶伯特说”
则更是不可能的。
与思想理论的演绎不同，《巴黎手稿》文献学研究的基础是事实材料。
既然是事实材料，那么对其成果就可以采取科学验证的方式，即如同自然科学家在发表了自己的新成果以后，其他学者要依据其所提供的实验数据对其成果进行试验验证一样，我们也可以根据他们提供的文献学事实，对他们的结论进行理论上的验证，只有通过验证其成果才能被予以承认。
其实，日本学界在面对文献学成果时就是这样做的。
当拉宾、罗扬、陶伯特等文献学家提出自己的观点以后，一方面，山中隆次和服部文男等人前赴后继地赴阿姆斯特丹核对手稿，对他们所描述的文献的物理特征（记载、纸型、编号等）进行验证；另一方面，细见英、中川弘、山中隆次、涩谷正等人对他们的结论进行理论验证。
陶伯特的“新说”
之所以在日本学界很少被人理睬只是因为没有通过这一验证而已，这也是为什么鲁克俭在向涩谷正求证时只得到了一句“陶伯特的考证结论在日本不受重视”
的真正原因。
[54]其实，不用问别人，只要像笔者这样做一个“《第二手稿》、《第三手稿》与《穆勒评注》中对穆勒引用的对照表”
就足以发现“陶伯特说”
的问题。
我在《〈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一文中之所以支持“拉宾说”
，也并不是出于对所谓日本学者或者“拉宾说”
的盲从，而是经过上述验证和认真比较后的结果。
总之，通过《巴黎手稿》文献学这一案例，我希望我国的文献学研究也能够确立起一种研究规范来，即不仅仅要对国外研究成果进行介绍，更重要的，还要能够对这些文献学研究成果进行验证。
即使是再大的权威，也只有通过验证才能被“采信”
。
目前，我们已经具备了做这一工作的基本条件。
譬如，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已经将相当多的MEGA文献学研究成果翻译了过来；原文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在国内也能找得到，无论是第一手资料还是第二手资料都比较充实。
因受没有手稿原件的限制，依据手稿的物理条件做文献学研究也许不行，但对于验证性的工作，我们还是做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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