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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如上所述，《人伦的体系》中已经包含了高水平的劳动理论和分工理论，甚至提出了“需要的体系”
这样的思想。
但是，黑格尔却没能让它来解决自己所面临的“人伦的悲剧”
问题。
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人伦的体系》中，他更多的是对劳动和分工范畴采取了消极的态度。
譬如，他在讨论抽象的劳动时，强调的是分工劳动和机械劳动给人带来的异化后果，如整体的劳动被分割，劳动的多样性被排除，生命的整体性遭到破坏等。
这种态度颇似马克思在《巴黎手稿》的《第一手稿》中第一次面对劳动和分工时的做法，即强调国民经济学状况下劳动和分工的非人性。
这种消极态度会阻碍黑格尔将它们提升为构成原理，并以此来解决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矛盾问题。
其次，此时的黑格尔还没有形成一个市民社会的概念。
我们知道，市民社会是黑格尔法哲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它是个体和整体、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
在某种意义上，市民社会就是“物象本身”
，因此它的形成可看作是黑格尔解决了个体与整体关系问题的标志。
在《人伦的体系》中，尽管黑格尔也讨论了经济和法律等市民社会概念的专属领域，并对其中的基本要素，譬如占有、所有、交换、契约、人格、法律等进行了分析，故有人说《人伦的体系》是最早的《法哲学原理》[53]。
但是，如果仔细对比《人伦的体系》和《法哲学原理》，我们就会发现，两者还是有本质上的差异。
在篇章构成上，《人伦的体系》采取了“自然的人伦”
→“否定的人伦”
→“绝对的人伦”
——原题为“关系中的绝对的人伦”
（DieabsoluteSittliachdemVerh?ltnis）→“否定的东西，或者自由，或者犯罪”
（DasiveoderdieFreiheitoderdasVerbre）→“人伦”
（Sittlichkeit）——这样的三段论，从形式上看，这一三段论与《法哲学原理》中的“家庭→市民社会→国家”
颇为相似，但从内容上看，“否定的人伦”
并不具有后来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
在“否定的人伦”
一节，黑格尔并没有讨论个体的自由、主体性和恣意性——这本来是市民社会的主题——而是只讨论了“犯罪、掠夺、盗窃、暴力、杀人”
等；而且，其中的主体也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个人，而是传统的家庭；“否定的人伦”
基本上处于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家庭的延长线上，其中的关系还属于为名誉而斗争的骑士关系，而非“需要的体系”
中的相互依赖关系。
总之，在耶拿前期，“人伦”
哲学的建构与对国民经济学的吸收，这两者就像“木质的铁”
——马克思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使用过的比喻——一样，还没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也导致黑格尔在解决“人伦的悲剧”
时，最终还是不得不诉诸古代的共同体主义。
但是，这一对国民经济学的吸收和洞察，为黑格尔接下来的思路转变，跳出承认理论模型，最终找到“物象本身”
概念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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