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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从上面的梳理来看，“卢卡奇命题”
主要由以下三个要点组成：第一，对象化是一个贯彻人类历史始终的概念，只要存在着人类劳动，就会存在着对象化，它与社会形态如何无关；而异化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现象，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要消除异化。
也就是说，“对象化是一种人们借以征服世界的自然手段，因此既可以是一个肯定的、也可以是一个否定的事实。
相反，异化则是一种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实现的特殊的变种”
[10]。
对象化是一个中性的或者肯定性的范畴；而异化则完全是一个消极的否定性的范畴。
第二，黑格尔将对象化等同于异化，没有对两者作出上述区分，而马克思则严格地区分了两者，并批判了黑格尔将异化等同于对象化的错误。
第三，黑格尔肯定了异化，而马克思则否定了异化。
第三点是“卢卡奇命题”
的核心。
那么，他的这一命题是否符合事实呢？
从1922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到1967年的“新版序言”
，卢卡奇对黑格尔的态度明显有一个逐渐变得激烈的过程。
如果说在《青年黑格尔》中卢卡奇还能客观地评述黑格尔的辩证法和经济学的关系，肯定其辩证法所包含的积极因素；而在《青年马克思》中，卢卡奇对黑格尔的肯定性评价越来越少，几乎将他看成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当成了反面教材；等到了《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新版序言（1967）”
中更是反过来责备自己，以警世人们不要犯自己那样的“愚蠢”
的错误。
从整体上看，早期卢卡奇更关注马克思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连续性，而晚期的卢卡奇更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的非连续性。
我不知道卢卡奇是不是在《青年黑格尔》出版以后，特别是在“新版序言（1967）”
时期受到了来自政党意识形态的压力，单从[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部分来看，卢卡奇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以及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判断有失公允，有过于简单化和意识形态化之嫌。
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卢卡奇的观点招致了广泛的批评。
譬如，《精神现象学》的法译者依波利特就是卢卡奇的批判者之一。
他在《马克思与黑格尔研究》一书中专门讨论了《青年黑格尔》中的“卢卡奇命题”
。
他虽然认同“黑格尔将对象化等同于异化，而马克思则严格区分了两者；黑格尔肯定了异化，而马克思则否定了异化”
这一“卢卡奇命题”
，但并不同意卢卡奇由此而推出马克思就高于黑格尔的结论。
他说：“马克思主义者……谴责黑格尔把在自然中重新获得的成为人的幸福和最后总目的的对象化与仅仅归结于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这样的解释在我们看来并没有正确评价黑格尔对其哲学观念的分析，也没有正确评价黑格尔这些观念的本来意义。”
[11]在依波利特看来，人的存在方式本身就具有异化的特征，“对象化与异化是不可分离的”
[12]，人类的历史正是通过异化来发展的。
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将对象化等同于异化恰恰是高于马克思的地方。
这显然是与卢卡奇针锋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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