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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在审视文明问题并追踪文明的演进轨迹时，经常带有经验主义和唯心主义倾向，而历史领域中的“非历史观点”
同样束缚着人们的眼界。
对于当时社会认识中存在的偏差，恩格斯这样描述，“到处依然存在着下述前提：唯物主义不抨击基督教对人的轻视和侮辱，只是把自然界当做一种绝对的东西来代替基督教的上帝而与人相对立；政治学没有想去检验国家的各个前提本身；经济学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
[60]。
客观地说，文明与野蛮都是人类社会之树上的不同果实，“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
[61]。
文明与不文明在社会中的交织形式构成社会进程中的常态现象，尽管很多人希望摒弃不良而选择进步，但实际上美好的愿望与邪恶的事实并生共存，以至于“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
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
[62]。
这一观点具有明显的二分法特征。
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躁动着文明气息却又经常分化的社会，一个充满文明愿望却又盛行卑劣的社会，一个渴望有序运行却又混乱自身的社会。
从这样的思维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问题的阐释依照三条主要路径展开。
其一是对文明进程中社会主体能动创造的阐释。
社会主体关于现实问题的内在矛盾的感知以及解决矛盾的欲望，曾经是家族部落发展的动力，曾经是社会形态演变的动力，也曾经是英国人殖民活动的动力，这种双重影响不可避免地造成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与旧社会遗存的野蛮行为共存的状况。
阐释文明问题必须把握现实的人而不是离群索居的人，即可以观察到的并在一定条件下发展着的人。
马克思把历史主体看成理解“真正历史的钥匙”
，他通过透析人的自我意识在希腊社会没落时期的存在状况，分析了这种意识在历史发展中的双重影响。
观念形态的文明产生于人们的现实生活，是按照人们的想象和设计而形成的精神产品；物质形态的文明本身就是主体创造的结果，经常表现为建筑、艺术以及人们在自然和社会中留下的可视内容。
文明的发生过程就是社会主体的实践过程，当人在价值选择中定位自己的活动方式时，就预设了创造文明的方法和所要创造的内容。
而且，人的活动不同于动物行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63]。
社会发展是人类创造能力的多维度展开，在广度和深度结合中改造自然、塑造自我和创造历史的力度，就是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
“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
[64]循着这一思路，马克思恩格斯把现实的人作为认识社会文明的前提而不是采用唯心主义者的主观臆想，把文明的创造过程看成能动的过程而不是归诸经验论者描述的僵死的事实汇集。
根据社会实践判识文明的发生状况，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着眼点。
文明的进程不是“从思维到思维”
的事情，而是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过程，“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
[65]，“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
[66]，是唯心史观支配下的思想想象。
就群体而论，劳动作为社会实践的重要形式，赋予文明以创造性特征，“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
[67]。
劳动对文明的创生不是在孤立的环境中表现出来的，社会成员的协同作用和集体意识是社会文明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
就个体的发展看，如果“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
[68]，其创造能力的发挥就会打折扣。
劳动实践能增强文明意识，使一些动物性的本能退隐到共同的社会舞台背后，逐渐生长起来的觉悟通过代际传承植入人们的头脑，定格为普遍认同的文明形态。
在网格化立体化的社会结构中，“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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