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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
和“非官方”
的文化生活领域的张力也在增大，民间社会用艺术作品来补偿政治话语缺失，官方机构用政治手段解决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人的本质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社会失谐的文化根源也被忽略了，文化主体成了思想建设的附庸，文化力量的表达显然偏离了群众愿望，这不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旨趣。
戈尔巴乔夫声称要给思想松绑、给文化解套，“公开性被视为在报道时事和评价历史方面放弃从前的意识形态禁锢，这似乎就为形成新的信息空间和在媒体上公开讨论所有最重要的问题开辟了无穷的机会”
[38]。
但是，思想的活跃也带来了认识上的混乱，支持西方模式的人与主张回到“真正”
社会主义的人、持反共立场的人与支持“改革新思维”
的人，都借助社会舞台和文化策略用不同的话语叙事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怀抱，有人甚至把这种现象描述为“俄罗斯百年之内又发生了第二次名副其实的文化革命”
。
苏共二十七大后，由“党内生活民主化”
命题衍生出“政治多元化”
“利益多元化”
“思想多元化”
“价值多元化”
等术语，批评政治垄断、声讨权力垄断、反对意识形态压迫、打破思想专制等言论，成为流行的政治语汇，这不仅迅速改变了苏联的文化生态，也削弱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导的主流文化的影响力，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的话语氛围被打破了。
按理说，改革应该给人们一种充分的精神准备或动员，文化就是实现这种准备或动员的工具，它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润滑剂，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目的。
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显然没有充分预见到这一点，他没有给自己的改革提供充足的文化准备，他所钟情的“人民的创造力”
以及“社会主义的潜力”
，并没有在“新思维”
中获得应有的文化力。
总体上看，列宁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思想的理解是符合苏联实际的，其文化力量的实践也是对路的。
苏联在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思想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割裂话语时空、误解话语叙事的现象，文化力量的表达被贴上政治斗争的标签。
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理论在苏联文化语境中被演化为绝对化的形式，全面发展的实践要求被突出为物质成果和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速度，连续交替的社会形态被设定为特定的历史片段。
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世界历史是建立在普遍交往和联系的基础上的，人的自由联合首先是文化上的认同，但苏联文化建设的“非世界历史性”
却具有明显的封闭性特征。
斯大林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
理论与文化的联系性、开放性本质很不协调，这既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精神，也不利于文化力量的发挥，它凝固了时空，失去了对象的历史性，将文化力量悬置于社会之上。
当历史成见转化为语言成见时，历时性的理论与共时性的事实产生割裂，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角度认识文化力量成了一种奢望。
如果说斯大林时期的高度集权使意识形态力量表现为过度行政化倾向，如果说这种思维只是温和建设的方法问题，那么戈尔巴乔夫提倡的多元化思想则凸显出无意识形态主题的倾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方向性问题，它使文化重心偏移而造成了离心倾向。
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试图在不同时期用不同的话语单元来表达对文化力量的认识和实践，却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理论的“非自然兼容性”
和苏联现实的内在张力问题，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的思想接点存在“扭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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