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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变成了阻力，积极变成了消极，进步变成了倒退，一切积极的期待都被注入消极的结果。
这一切的积极意义在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
（二）科学技术力量与劳动产品的异化
技术力量的异化在生产中的表现是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方式的异化，“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
[44]，这是人的本质及其存在方式的异化。
在生产能力与科技力量的关系上，技术一方面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另一方面是人的本质力量异化的工具。
“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私有制的作用，这些理应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成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的垄断物，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
[45]科技力量的异化不是发生在思想之外，也不是发生在实践之外，而是内在地与人的活动密切联系着，属人的东西和非人的东西都在其中表现出来。
技术影响下的劳动的现实化表现为劳动非现实化，个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其中产生的反对自身的力量越大。
工人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自身越无力量。
劳动创造了高楼大厦，留给工人的却是棚舍；劳动创造了美，留给工人的却是畸变；劳动产生了智慧，留给工人的却是愚呆；劳动创造了财富，留给工人的却是贫困。
一句话，工人创造资本主义社会所有一切，而他却一无所有。
“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同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其他人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同这些人的关系。”
[46]物质创造与精神分裂并存，文明的技术与野蛮的劳动形成鲜明的对比，科技力量的异化是劳动异化的特殊形式。
“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
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
[47]在人和技术异化的氛围中，机器职能就是生产过程中主人的职能，“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而科学的应用一方面表现为靠经验传下来的知识、观察和职业秘方的集中，另一方面表现为把它们发展为科学，用以分析生产过程，把自然科学应用于物质生产过程，科学的应用是建立在生产过程的智力同单个工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相分离的基础上的，正像生产的［物质］条件的集中和发展以及这些条件转化为资本是建立在使工人丧失这些条件，使工人同这些条件相分离的基础上的一样”
[48]。
通过总结经验传递知识和技能，通过发明创造更新知识和技能，对单个工人来说是技能的提高，但由于生产意向和目的是为了服从资本家的需要，人的主动性在其中难以充分发挥出来，对工人阶级队伍来说，技术的发展使得集约化生产加强，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工人阶级的协作精神和集体意识。
（三）科学技术力量与交往行为异化
科学技术提供的现实可能性使人们有可能对物质和精神产品提出更高更多的要求，交往形式也开始突破各种局限而形成世界规模。
当科学技术在世界各地传播并造成一种大范围的影响时，它的力量就在更大的层面上发生作用了，这不是个人意识和抽象精神决定的事项，而是人类创造性成果在整个社会中的彰显。
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尺度是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有机统一，技术影响下的人的解放尺度与历史转变成世界历史的尺度是一致的，从工厂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人们的联系程度和交往能力不断扩大，“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
[49]。
“世界市场的拓展”
与“科学技术的力量”
是一致的，没有科学技术的推动及其提供的现实可能性，世界市场也就缺少了具有丰富内涵和取向的推动力量，工业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被认识和确立的。
然而，这种由人们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力量，却作为异己的形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由生产力推动的交往关系造成了灾难性的结局，因为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
由于发展程度不同，不同国家走向世界历史的程度和能力也是不一样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东方国家因其技术落后而发展缓慢，它们走向世界历史在很多时候是被资本主义带动的，是被动地跟随世界历史发展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东方国家永远落后于资本主义，或者永远依附于资本主义。
尽管资本主义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为落后国家和民族提供了走向世界历史的物质基础，但不能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等同于世界历史。
生产力对狭隘民族地域性束缚的突破，表明个人在社会交往中的主体性和能力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并发挥出前所未有的效应，使个人由民族历史性存在向世界历史性存在转变。
交往过程中，特定人群的影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可能以精神领袖自居，可以标榜为思想家，可以自诩为英雄，也可以自命为超人，还可以自夸为“布道者”
。
“这些特定的人关于自己的真正的实践的‘想象’、‘观念’变成了一种支配和决定这些人的实践的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和积极的力量。”
[50]关于这种现状的原因，一些历史学家把它解释为等级制度作用的结果，认为等级制度是产生粗陋的社会形式的力量；一些哲学家把它解释为“纯粹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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