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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贫困》给了蒲鲁东《贫困的哲学》毁灭性的打击。
马克思和蒲鲁东之间的友谊因此结束了。
马克思将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看成是应用的形而上学，是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在经济学批判中的僵硬套用。
这种对于经济学的哲学研究，既没有克服黑格尔哲学，也没有突破政治经济学自身的局限。
结合马克思1846年给安年科夫的信，1847年《哲学的贫困》和1865年蒲鲁东去世后马克思写的纪念文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如何批判蒲鲁东在黑格尔哲学和经济学批判之间的思辨结合。
我想，有三个根本方面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经济学对黑格尔哲学的挪用，完全建立在观念论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说，蒲鲁东不是把经济范畴看成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作历来就存在的、永恒的观念。
蒲鲁东将经济学的研究看成了这些范畴之间逻辑的必然展开。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为宗教、法等等做过的事情，蒲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
马克思的批判从根本上揭示了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性质。
蒲鲁东没有通过政治经济视域的开启扬弃黑格尔的思辨形而上学，而是在贯彻和实现黑格尔的思想原则。
马克思说，既然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的范畴，产品和生产、事物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
蒲鲁东只是把经济范畴逐一取来，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用矛盾和矛盾的消毒剂这二者的混合写成了两卷矛盾，并且恰当地称为《贫困的哲学，经济矛盾体系》。
从马克思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看，《资本论》与哲学的关系，并不是应用关系。
马克思并没有先形成一种哲学的体系和必然逻辑，然后再应用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
马克思更不是将黑格尔的哲学或者思辨辩证法移用到经济学研究当中。
恰恰相反，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建立在对思辨哲学批判的基础之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对社会历史的存在论解剖意味着打破了思辨哲学的观念论建构，回到了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本身。
意识不到这一点，对《资本论》的哲学研究就会走向马克思所批判的道路，导致将思辨形而上学的逻辑强行应用到经济学之中。
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论取向。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肯定和借用，很显然是从理论体系的表述和建构方面而言的，批判的方面恰好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辨唯心主义。
其次，马克思批判蒲鲁东从他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误解了辩证法的本质。
马克思说，蒲鲁东先生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
他看到范畴就像小资产者看到历史伟人一样：拿破仑是一个伟大人物，他行了许多善，但是也做了许多恶。
蒲鲁东认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坏处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
应该解决的问题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
马克思指出，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的范畴，才是辩证运动。
谁要是为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
也就是说，辩证的运动是历史中展开的客观过程，对立双方是相互构成、相互规定的客观力量，任何一方的存在都不是能够随意取舍的。
就像根本就不可能只要资本家而不要雇佣工人，只要剩余价值而不要剥削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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