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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践的开创性意义和优势应该在于克服这种消极政治,在规范权力运行的同时,突出政治在超越现代困境中的强劲作用,而不是作茧自缚,裹足不前,将自残当成自救。
因为,中国当代政治实践在没有达到现代政治发展水平时,已经目睹了现代政治的困境,如果只是以自由主义的消极政治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只能是一种拙劣的重复和模仿。
二、如何继承革命政治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治是在洞察了近代消极政治限度的基础上走向历史舞台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自由主义政治以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论为前提,虽然在政治层面上实现了自由、平等,但在私人生活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却存在以剥削为核心的普遍异化,因此本质上只是一种抽象的、形式的自由平等。
马克思的革命理论越出政治解放和思想解放,认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必须变革社会经济基础,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解放话语由此被激进化为一种与消极政治相对的革命政治。
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马克思主义革命政治造成的社会历史后果之中,对于当代中国建设实践来说尤其如此。
在由革命、建设向改革的社会变迁中,如何对待革命政治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
有人认为,改革建设已经逐渐背离了革命方向和革命精神,从而,以革命理想批评现实的妥协和退让;而另一些人则以所谓理性的精神批判非理性的革命意识,要求告别“嗜血”
的暴力。
这种对立和紧张,恰好是真正缺乏历史理性的粗陋表现,革命好像是一种可以呼来唤去的东西,而不是根源于社会历史的存在状况。
对立的双方都没有真正理解中国今天的实践道路以及政治在其中的作用,好像它只是几个政治领导人拍脑门决定的事情,而不是由历史前提和现实处境决定的。
没有革命的成功,就没有今天的建设实践;只坚持传统的革命话语,就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
十月革命开始的社会主义实践,包括中国的革命实践,虽然吸取并极大地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但其面临的条件、任务都与创始人的理论存在明显差异。
这种差异给创造性实践留下空间,也带来难题:在没有达到现代水平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对现代的超越?面临着既“苦于资本主义之不发展”
也“苦于资本主义之发展”
的双重局面,对现代原则的抽象批判或肯定都不可能抓住现实。
这种双重困境,决定了建设实践必然具有“不彻底性”
。
建构性政治表现了一种辩证的历史智慧,是联结理想和现实的本质力量。
一方面,它必须面对资本主义之不发展这一实情,有限度地接纳商品资本原则,并通过政治强有力的组织尽快推动社会全面发展;但另一方面,这只能是一种有原则的“退让”
,不仅革命的历史渊源,现实状况也不再容许对资本采取盲目崇拜的姿态,而必须是凭“远见卓识”
将超越资本现代性作为内在的目标。
因此,中国建设实践的理性立场在于:以渐进过程完成革命的政治遗嘱,既不是以所谓历史理性的名义粗暴地否定革命的历史,忽视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和对抗始终是革命的基础和原因,从而麻木地陷入虚幻的“团结”
;也不应该以夸张的**重复革命高调,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缺乏渐进解决的耐心和宽容,陷入抽象批判而缺乏建设性意见。
历史虚无主义否定革命,是数典忘祖,自毁长城;同样,忽视历史发展的渐进性和现实条件,用抽象理想剪裁现实,看不到实现理想的曲折性和过程性,同样会带来实践的灾难。
一种积极的建构性政治才是中国当代实践之真正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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