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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理论领域中有效的东西，在进一步的类比中也对价值和意愿有效。
对我们来说“被给予的”
——按自然观点看——在理论领域首先是事物，在价值和意愿领域首先是善；其次才是我们在这些善中所感受到的价值，以及“对这些价值的感受”
本身；再次，并且完全与此相独立的是快乐与不快的感受状况，我们将它归为善对我们的作用（无论这作用是作为被体验到的刺激，还是指因果关系）；最后则是交织在这些感受状况之中的特殊感性感受［或者如施通普夫（C.Stumpt）确切所称：“感受感觉”
（Gefühlsempfindung）］的状况。
只有当我们观看（在内感知中的）具有广延和四肢的身体的各个部分，并且将这些如此被给予的较次要的感性感觉状况与适意的质性置于一种想象的联结中时，才能分别地把握到这种特殊的感性感受状况。
因为适意的价值还不同于伴随着它们的那些感性感觉状况（例如糖的适意不同于舌头上的感性舒适感受）。
因此，那些在感受的“质料”
中与作为这种关系对象的感性感受状况相符合的东西——因为这些状况的变化还依赖于它们，也就是说，那些在这个意义上是（或可以非本真地叫作是）价值质料的“感性内涵”
的东西，永远不会在这个质料中直接地被给予，遑论原本地被给予——以致于善只能作为这些状况的“原因”
摆在我们面前。
感性感受状况是在价值和善的世界之中和之旁融入到我们生活中，在这个王国中作为我们身上的第二性伴随现象融入到我们的作用和行为中——而且甚至是在感性的享受中，更多地是在关涉高于适意的价值领域，关涉精神价值或生命价值的地方。
下面这种情况不仅十分罕见，而且同时已是一种导致病态的行为，即一种特殊的意向朝向这些状况，并且它仿佛是从对象定向的情感运动中分裂出来。
[8]
当然，心理学与任何一门科学一样需要得到现象学的奠基。
康德声称，每一个不是通过“理性规律”
，而是通过一个质料而被规定的意愿，都因此而不是先验地被规定的，因为这个意愿在这种情况中是通过那个在意愿中成为实在的内容对我们感性感觉状况的反作用而受到规定的。
康德的这一主张缺乏任何事实根据。
一个意愿越是强烈和有力，在那个在它之中被给予的——作为应被实现的而被给予的——价值和图像内容之中所发生的自身丧失（Sichverlieren）也就越多，以致恰恰在最强烈的意愿那里，这些内容为我们所意愿的状态却最少地被给予我们。
正是在微弱的意愿那里，对内容的意愿本身才会更清晰地带着“努力”
表现出来。
在意愿的设想及其实现过程中的完全“丧失”
，是冷静的行为人（Tatmens），例如从事大事业的人的特别姿态，英雄特征的最高形式。
[9]但这个在这里仿佛是宏观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现象，是在每一个有力的愿望行为中微观地展现出来的。
这个愿望行为的特征始终在于，我们在它之中被拽出来，并超越出对反作用的想像，这个反作用是指对我们状况的反作用，尤其是对我们感性状况的反作用。
因而我们在一项危险的工作中不会注意到，我们已经受害，或者不会注意到，疲劳感甚至疼痛正在对这项工作提出抗议。
所有**的意愿，更不用说更高形式的意愿了，就已经将同时的或将要到来的感性感受状况完全排斥出被给予性之外。
通过这些事实可以使人明了，在历史上最强力的意志人格那里，或者在特别有力的群体那里，以“自我”
为出发点的意愿意识——遑论意愿对自我之反作用的意识——实际上发展得最少。
他们或者将他们的意志作用体验为“仁慈”
（例如行动有力的英国清教徒克伦威尔及其同党），或者觉得自己完全是上帝的工具（例如卡尔文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工具”
），或者将他们的生命阶段看作是“命运”
（例如行动有力的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华伦斯坦和拿破仑）；或者他们认为，他们只是对“发展趋势”
有所促进或有所引发（如俾斯麦）。
“大人物”
理论从来就不是从大人物那里，而始终是从观察他们的人那里产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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