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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价值评价的两种本质类别，它们与人的两种生命力类型相对应！
这是两种既存的、实际上的人民层：实际被统治的多数人和实际进行统治的少数人。
如果这一区分严格完成了，那么，下述情形自然就根本还不是例外：一种实际上进行统治的贵族制和少数人日益成为民主制价值评价的载体（部分是通过较少价值的生命力类型上升，进入占法统地位的少数，部分是由于较高价值类型在这一少数中的代表受到该少数的精神的感染）；同样并非例外的是：现存的民主制和多数表明，其自身所具有的民主制的价值评价越来越少。
我们所谓前资本主义精神向资本主义精神的转型，奴隶道德对主人道德的缓慢胜利，其根本性的核心点和跃升点实际上恰恰在于：占法统地位的少数越来越富于民主制的精神气质。
因而，这核心点和跃升点绝对没有处于革命和群众运动的环节中。
只要现代历史还处在资产者的体验结构的范围内，现代历史就知道这些革命和群众运动是针对那些占法统地位的少数人的。
这些运动最为深邃的灵魂不是那仅浮于表面的要“自由和平等”
的呼喊，而是寻求一种尊贵的少数的统治。
按维塞[3]曾称作“少数法则”
的社会学基本法则，统治从来都是少数人的职能（比如，民主运动内部本身也如此）。
米歇尔斯[4]在其论述现代民主内部的《寡头政治倾向》的书中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并精彩地指出：随着民主运动的膨胀，多数原则在运动内部会日益受损。
但是，这种一般法则根本没有触及民主制的或贵族制的价值评价是否满足了这一“少数”
。
比如，奴隶道德在数百年的市民统治期间取得的内在而深刻的胜利恰恰在于：“穷人”
的道德（节俭！
致富！
少要孩子！
顺应！
机灵……）实际上成了富人的、占法统地位的少数人的道德。
假若这种民主制的道德仍是被统治的“大多数”
人的道德而并未变成施行统治的“少数”
人的道德，就绝谈不上道德中的奴隶起义，谈不上较低价值的价值评价体系对较高价值的价值评价体系的造反了。
因为，统治阶层中必然出现的“少数”
从来都在决定着何种价值评价体系成为“施行统治的”
价值评价体系。
伦理学上和生物学上较低的价值评价体系成了施行统治的少数人的价值评价体系，这一事实才把“革命”
本身变成现代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恒定的定位类别。
国家（作为社会学的现实）在不同的民族中不同程度地成了较低价值生命力类型的统治或该类型之价值评价的统治，这才是一切暴力革命和群众运动背后那内在而悄然的转型中发生的大事。
施行统治的少数人充满了高尚精神，“要求革命的权利”
才会是无稽之谈；只有在资产者的统治之下，“要求革命的权利”
的思想才得以给自己正名。
倘若根本无法指望资本主义精神会因社会民主运动和“社会政策”
而彻底没落，那么，照我们的看法，桑巴特在自己书中的最后部分毕竟概略地触及探究资本主义未来这一问题唯一可能的最终解决办法，因为他指出了人口问题对这一探究的意义。
但是，在一种与他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最终根源的提法的奇怪矛盾中，桑巴特指望从日趋稳定的出生率下降（有限地除去死亡率）中，从人口增加的下降中出现“巨人的躁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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