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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大约一年后，在1839年12月9日至1840年2月5日与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通信中，青年恩格斯写道，只有甘斯、罗生克兰茨和卢格配称黑格尔的学生。
④
青年恩格斯之所以向甘斯致以最高的敬意，可能有两个原因：青年恩格斯自己是犹太解放运动的阐述者，他对甘斯在柏林大学最后成功地赢得教职表示赞赏；青年恩格斯将甘斯视为反对历史法学派斗争中的一个同盟者，而历史法学派的立场是为普鲁士专制制度做意识形态的辩护。
青年恩格斯想做辩护者的需要成为他最初引起马克思注意的基础。
正如青年恩格斯在关于黑格尔的争论中拥护黑格尔派联盟，他也是卡尔·马克思这个在共产主义早期历史中颇有影响的人的拥护者。
我已经指出这个事实，即青年恩格斯在写于1842年5月至6月的诗歌《信仰的胜利》中，赞扬青年马克思的才智。
大约四个月后，1842年11月，他与马克思在实际生活中结识了。
青年恩格斯希望填补的角色是支持激进政治运动的重要的共和主义者，而这个愿望有时候使他歪曲了一些事实。
为了证明这个观点，我有必要再次逾越我为自己设定的1842年这个分界线，而对青年恩格斯在1843年11月和1844年1月写于英国的某些著述加以审视。
对我将要引证的论据的充分认识，依赖于回想青年恩格斯和青年马克思在科隆《莱茵报》办公室的第一次会面。
当时，青年马克思怀疑青年恩格斯与柏林的自由人有联系。
青年马克思驳斥了自由人发表的文章，冷淡地结束了两个人的会面。
在1844年之前，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没有再次会面。
不顾和青年马克思在1842年12月至1844年8月缺乏联系，青年恩格斯在1843年11月18日的文章《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中撰写了如下段落。
它发表在罗伯特·欧文的《新道德世界》上。
还在1842年秋天，这一派的某些人就争辩政治变革的不足之处，并表明自己的见解：以共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革命，是唯一符合他们抽象原则的人类状态。
可是，就连这一派的一些领导人，如布鲁诺·鲍威尔博士、费尔巴哈博士和卢格博士，当时也都没有打算采取这一决定性的步骤。
该派的政治性刊物《莱茵报》发表了几篇文章提倡共产主义，却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然而共产主义是新黑格尔派哲学的必然产物，任何反对行为都不能把它扼杀；就在今年，第一批拥护共产主义的人曾满意地看到，共和主义者正一个接一个地加入他们的行列。
除了现在已被查封的《莱茵报》的编辑之一、实际上是该派第一个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赫斯博士以外，已经又有另一大批人，如卢格博士，根据德意志联邦议会的决定而被查封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学术期刊《德国年鉴》的编辑；马克思博士，《莱茵报》的另一位编辑；格奥尔格·海尔维格，一位诗人，他给普鲁士国王的信于去年冬天曾被大部分英国报纸译成英文；还有其他一些人。
我们希望其余的共和党人也逐渐转到我们这方面来。
①
在这段话中，青年恩格斯摆出了新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的姿态。
他为欧文和宪章运动的拥趸们写作，并试图说服读者相信，他们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大陆上发展着。
青年恩格斯希望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提倡者。
只有到1842年11月，在科隆的报社遇到赫斯时，青年恩格斯才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赫斯当时已经是一名共产主义者了，在匆忙的会见之后，他使青年恩格斯转向了共产主义。
1842年11月底，青年恩格斯在去往曼彻斯特的家族企业的路上途经科隆，而当他到达曼彻斯特时，已经是德国共产主义的辩护者和推动者了。
青年恩格斯渴望成为德国共产主义的号角，推动英国和大陆激进主义的联合的实现。
这使他不仅歪曲了陈述，而且对事实做出了误述。
青年恩格斯以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畸形形象出场，错误地断言了青年马克思的政治学。
在上面我所引用的这段话中，青年恩格斯将青年黑格尔主义者说成—“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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