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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虔诚派与正统派对黑格尔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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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学生们清楚地看到他在基督教面前的模棱两可，就像马克思问过的那样：“假如有这样一些诉讼委托人，辩护律师除非亲自把他们杀死，否则便无法使他们免于被判刑，那么这究竟应当算什么样的诉讼委托人呢?”
③然而，19世纪二三十年代绝大部分的黑格尔后继者们都选择以保守的方式来理解他的宗教哲学。
所以，黑格尔1818年接受费希特担任过的柏林大学哲学主席的职位后开始形成的黑格尔派，其主要人物都认为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远未构成对正统的挑战。
它对基督教内容的活用，使传统的信仰得以复现，因为它把基督教的信条从怀疑论的质疑中解放出来。
约翰·托维斯这样写道：基督教主义的黑格尔派成员，如马海奈克、道布、勾希尔、康拉迪以及拉斯特等人，“都着重强调这一点，而不是强调基督教和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差异，这就把黑格尔哲学中批判的、有生命力的、历史的内容排拒在外”
①。
黑格尔派中的一小部分人注意到了宗教与哲学之间的紧张，他们认为宗教与哲学所讲的绝对精神是有重大差异的。
因而，从思想和个人的层面与黑格尔主义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斗争”
之后，罗森克兰茨提出了一个有影响的和解理性与信仰的方法，这就不仅仅强调哲学对传统的守护，也强调哲学范式的转折意义。
还有一小部分黑格尔派成员拒绝接受这一方法。
早在1823年，辛里奇和卡普就强调哲学是通向上帝知识的唯一通道，神学却不是。
在卡普看来，从宗教意识向哲学意识的转换是如此之剧烈，这不亚于一个时代的变换。
对于那些非黑格尔主义基督徒来说，只有极少数派的人承认黑格尔哲学与宗教信仰是完全一致的。
黑格尔宗教哲学的对手并不是来自同一个群体，而是包括从《圣经》基础主义者到在宗教和政治上更加成熟的哲学家这些不尽相同的群体。
虽然他们接近黑格尔的方式千差万别，但最终目标都大同小异。
通过驳斥黑格尔泛逻辑主义和对个人上帝之否定，黑格尔的对手们都试图去揭示那个“鲜活的”
“自由的”
“实际的”
“个人的”
上帝。
②这一对传统上帝观念的拯救，无论是以正统的方式还是以思辨的方式进行，都与对以上帝的形象塑造出来的个体之人格的守护相连接，这与黑格尔对个体性的隐性消解正好相反。
这样一来，反黑格尔话语的呼声在19世纪30年代逐渐高涨，以至于引起了黑格尔派的一连串回应。
但在1830年之前，关于黑格尔宗教哲学的争论就已经将注意力导向上帝之人格这一中心问题上去了。
黑格尔19世纪最初10年间在耶拿大学时对青年谢林自然哲学的青睐，确立了他作为泛神论者的角色；虽然他后来越来越明显地走向了对谢林的批判，但许多人在20年代还是宁愿将他看作谢林主义者。
①大约1816年前后，黑格尔的锋芒还被浪漫主义的光环所遮盖，浪漫主义正契合反拿破仑战争引发的宗教和民族热情之氛围。
不过，在耶拿的最后两年间，他从那个热情洋溢的学术小团体中成长起来，他的著作也开始受到批判性的审视。
1818年到达柏林之后，他的名望与他的学术生涯并不对称，关于他的作品之意义的争论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话题。
围绕他的政治学的争论，是由他在1818—1819年的政治哲学演讲以及1821年《法哲学原理》的公开出版所引发的。
在《法哲学原理》中，他对以哈勒为代表的历史法学派以及以弗里斯为代表的浪漫民族主义者进行了批判。
黑格尔在1821年的宗教哲学演讲，甚至激起了更大的反应。
同时，他决然地将另一个神学学派，即施莱尔马赫学派当作“异类”
来看待。
1822年在为辛里奇的一本著作所作的序中，黑格尔强烈指责施莱尔马赫，由此使得因为黑格尔支持将施莱尔马赫的一位朋友韦特从柏林大学驱逐出去而引发的冲突，迅速发展成一场施莱尔马赫情感神学和黑格尔宗教理性哲学之间的较量。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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