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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统神学家和虔诚派面前，施莱尔马赫难免不受其影响①，但黑格尔支持辛里奇哲学知识优于神学知识的断言，也支持道布和马海奈克与施莱尔马赫针锋相对的态度。
在黑格尔支持的这些人看来，黑格尔就是一位泛神论者、斯宾诺莎主义者或者是泛逻辑主义者，这些术语总体来看都是那个时候无神论对神学世界观进行回应的一种表征。
②虔诚派神学家奥古斯特·托拉克1823年在一篇匿名作品中对黑格尔发起了挑战③，他谴责黑格尔忽视了个体的神的存在，而这种谴责又被《基督教会报》的主编埃尔斯特·亨斯登伯所接手。
作为神学和政治刊物的《基督教会报》创办于1827年，发起人是虔诚派神学家路德维希·格拉克以及安道夫·乐卡克。
对黑格尔的种种攻击总体来看就是对宗教话语的一种政治监管的组成部分，这是19世纪最初10年普鲁士新教演进中的一种回应，是一场将矛头指向异教徒的政治运动。
1815年之后普鲁士新教的形成与两个现象直接相关：首先，加尔文教会与路德教会1822年的合并，大大加速了新教正统派与政治当局的结盟。
解放战争后期，无数的地方统治者开始重新与各自境内的教会联手，以此确立新教信仰的正统性。
这一政策受到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的狂热追捧，他作为一个虔诚的加尔文教徒，开始希望将路德教派的信仰融合到他自己的信仰中来。
1822年普鲁士联盟这个国家教会的成立，使威廉三世发起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的改革达到了**。
普鲁士联盟制定了一套统一的宗教仪式，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宗教体系，最高主教由国王统一任命。
联盟一开始遭到了来自加尔文和路德教派的抵制，但到1830年，这个新的宗教组织已被普遍接受。
①当然，教权和王权之间的真正联手，主要还是在路德教派的领地上发生的。
但无论如何，对各路教派的统一管理，构成整个19世纪普鲁士绝对国家权力的一种展示。
②腓特烈二世在位期间，宗教规范主要还是以国家统一为旗号的一个外部的政治帮手③，但虔诚的威廉三世钟情于宗教仪式的改革，力求使不同的宗教信仰走向融合，最终的结果就是普鲁士的政治和宗教交叉在了一起。
1789—1815年的革命结束之后，威廉三世明确地将教会中新正统的主张看作使政治权威回归国家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要素。
普鲁士新教的形成也是19世纪最初20年间虔诚主义的复兴和转型的一种结果。
一般来说，宗教的复兴是对西欧启蒙理性主义以及革命效果的一种反向的回应，但在普鲁士，19世纪20年代发生的启蒙却将对18世纪德国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虔诚主义的资源纳入其中。
不过，与18世纪初期开引出虔诚主义的社会自发结构不同，“启蒙”
是一项由贵族和知识分子精英所推动的伟大运动。
用托维斯的话说，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复兴运动”
①。
这场复兴运动在波美拉尼亚贵族群体的助推下走向强盛，冯在兄弟、安道夫·塔登以及格拉赫兄弟在其中起到了导向的作用。
他们使这一运动具有了保守主义的特点，这一特点随着柏林虔诚主义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关系网络的形成而得到了强化，埃尔斯特·亨斯登伯、奥古斯特
·托拉克以及约翰尼斯·维歇恩等正统神学家在其中的作用格外突出。
甚至连萨维尼这位著名的法学家，也向保守的虔诚主义敞开了理论的怀抱。
②
在启蒙的开始阶段，许多贵族虔诚主义者强调宗教的内部体验，强调个人与上帝的关系，强调对路德教派所有信仰者之虔诚观念的真诚领受，这也成为17、18世纪虔诚主义的核心所在。
这些虔诚主义者的信仰使普鲁士官员开始以一种怀疑的心态看待启蒙。
③一方面，虔诚主义的个人性使精神关怀与政治和社会关怀分离开来；另一方面，虔诚主义凭借对人们之间以及人与上帝之间真诚关系的欲求，向已经存在的宗教和政治实体发起了挑战。
在17、18世纪，这一点往往内化为实际改革的动力，这一改革的目标就在于实现虔诚主义对恒久的、神圣的人间关系之追求的愿望。
④政府的恐惧不久后减小了，这不仅是因为启蒙越来越走向了保守，同时也是因为威廉国王支持宗教的复兴。
迫于来自贵族们的压力，宗教的复兴开始将早期虔诚主义强调的个人内部的、主体的宗教体验看作一种潜在的颠覆性力量。
这就使虔诚主义不再具有实至名归的含义，因为个人对教会和国家的绝对忠诚被凸显出来，新教的净化要以奥格斯堡信条和早期新教改革者的宗教原则为标准。
虔诚主义者对于宗教原则的复原以及对于权威的服从的紧迫感和紧张感，随着巴黎“七月革命”
之消息的传来而强化。
反对1830年革命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以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和哈勒的封建政治理论主导普鲁士保守主义达10年之久的《柏林政治周刊》的创办。
面对新生的共和主义，保守的路德教派、加尔文教派以及虔诚主义者在19世纪20年代转而去思考如何在普鲁士形成一个宽广的阵营，以此光复正统、巩固复辟政治的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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