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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人主义和复辟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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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辟的天然敌人是打出“弑君王、反独裁、扬民主”
旗号的法国大革命。
然而，复辟在一个更宽泛的意义上，强化了18世纪保守主义对启蒙的复杂回应。
弗雷德里克·贝舍认为，并不是所有18世纪的保守主义都反对启蒙。
①进而，贝舍对保守主义进行了一种有意义的区分：一种是“专制主义者”
的保守主义，其中许多人都是力倡启蒙专制主义的启蒙者；另一种是“庄园主义者”
的保守主义，其代表人物贾斯特斯·莫泽的意旨即在于守护作为反对专制主义国家向心力之保障的旧的封建庄园国。
②在分类的意义上，需要加入捍卫或者重新主张旧的家长制的国家观念的保守主义。
在这种国家观念下，正如克劳斯·爱泼斯坦指出的那样，“君主提升他的臣民的一般幸福，以此取代现代君主为了非个人的国家最大目标而牺牲这种幸福的原则”
①。
这种家长制的保守主义当然与庄园主义的保守主义是不相兼容的，但它们都把启蒙的专制主义视为共同的敌人，因而启蒙保守主义与这两种保守主义有着质的差别。
虽然许多现代启蒙主义者对法国大革命充满恐惧，因而纷纷走向对旧的君主制度的捍卫，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始终保持着对政治理性的基本信仰。
在革命的挑战面前，他们并没有从理性中退缩出来，而是要求得到更多的理性。
结果，普鲁士那些最大的政治改革运动，如18世纪90年代对一般农业法的引介，1805年和1815年斯蒂恩和奥古斯特的改革，都旨在发起“从上而下的革命”
，都希望以政治理性主义的思想产物来为保守主义的目标服务。
②
同被称作复辟意识形态之父的庄园制保守主义继承人和家长制保守主义继承人，却又是相当不同的。
法国大革命的事件，使主张自然权利和理性政治改革的先锋派与守护给定权利和现状甚至是前现状的保守派之间的对立更加尖锐。
埃德蒙德·伯克虽然广泛阅读了德国的历史，但他对这一状况做出的回应远不及贾斯特斯·莫泽的回应重要。
③莫泽在18世纪90年代善于论辩的文章中，将针对德意志王国（主要是显赫的普鲁士）启蒙理性改革的前革命的等级敌对，与对革命的反抗连接起来。
1800年之后的德国保守主义话语，重复性地将普鲁士国家的改革和同样超越法国君主制的理性精神联系起来，因为这两者都强调以抽象的法律规范和非个人的官僚国家取代个人的权威关系。
①
个人与非个人的权威之间的紧张，始终存在于18世纪90年代普鲁士一般农业法的引介、1806—1816年的改革年代以及蒂鲍特1814年为德意志王国创立一部新的市民法典的努力当中。
农奴的解放、行业社团主义约束的废止以及社会财产之间法律标界的设置，都打压了依托于旧的权威原则或个人统治领域内的贵族政治而存在的贵族权力的传统形式。
在社会任何一种层面上以非个人的法律关系来取代个人的领域，都使普鲁士国家的个人主义因素大大减少，这对于贵族权力来说是一个明显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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