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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这一点不仅在符合法律和规则的事物上是成立的，而且在经济关系中也是成立的，农业的资本化在经济关系中由个人的相互作用转变为非个人的市场交换行为。
非个人关系将贵族的许多责任推给农民，并且在许多时候加大了对私有财产占有的尺度，这帮助贵族经济走过了很长一段路程。
但是，贵族阶级还是感受到对其权力基础的巨大压力。
③结果，对权威的非个人化的抵制成为普鲁士贵族的主要政治目标。
普鲁士容克的政治议题反映在复辟政治理论的演化当中。
在此，对浪漫主义理论家亚当·穆勒做出精彩论述的保守主义思想与哈勒描述的保守主义思想进行区分是大有助益的。
在《国家治理的要素》（1809）中，穆勒把国家界定为“人类事务的总体，它们的一种结合”
①。
相应地，他反对机械主义理性国家和商业社会的自我个人主义。
但因为他那国家的“有机体”
理论和封建“社团”
经济的概念赋予了有关控制、责任和交换等方面的直接关系以特权，因而他的政治理论包含了模棱两可、自相矛盾的内容，这弱化了他对个人权威的捍卫，也减弱了他对复辟理论和政治的影响，毕竟，他的理论使所有的个体性的东西依附于在本体上优先的社会总体性。
实际上，“有机体”
的隐喻本身会导致对类型学意义上不同政治决策的取代，进而就会导致对作为政治共同体之决定性力量的个人权威之重要性的贬抑。
穆勒理论的总体性定向，说明了为什么浪漫主义的机体论受到19世纪早期普鲁士保守主义主流的质疑。
瑞士法理学家哈勒是一位特别符合复辟政治之口味的知识分子，这是考虑到他与等级传统和一种世袭的保守主义紧紧粘连在一起而言的。
与穆勒相反，哈勒把社会界定为关于从社会的最底层面到最高层面的统治和服从的个人关系网络。
②在复兴封建主义观念的过程中，哈勒指出，权力只是一种个人财产的形式，合法的权力只能在个人领域内被使用。
因此，统治权不是对国家的维护，而是个人所有权的一种功能。
这一点同样可以推论于家庭中的男性家长、庄园中的领主以及君主，他们每一个角色都在各自的领域内享有不可再分的统治权。
在这种结构下，国家、公共权威、公共律法等其实都是不存在的。
国王是以一个财产所有者的身份来执行他的权力，行使他的权利和义务的，这和所有通过私人律法来界定的其他财产所有者一样。
③通过将所有权力私人化，哈勒颠覆了近三个世纪的统治权思想。
他将庄园保守主义推向极致，形成对现代国家中心化趋势的打击，将集中的统治权分散到星罗棋布的个人社会关系当中。
哈勒的社会关系理论在德国贵族和普鲁士国王威廉的至亲族群内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他们与哈勒一样都抵制公共权力的膨胀。
①然而，哈勒的理论并非被无批判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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