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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古代城邦对个体之自由的否定不相一致的是，黑格尔认为现代伦理秩序将历史的意义完全实现出来，这是因为它允许共同体中的自由个体对自我进行表达。
因此，现代伦理竭尽全力地将在古代伦理秩序中未被彰明的个体与群体之辩证统一关系呈示出来。
在黑格尔的思想中，这种辩证的统一连接到他对现代市民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的调解及这种关系的客观形式。
《法哲学原理》对这种关系和形式进行描述的内在驱力，部分来自实现理性的伦理生活中的基督教原则之目的的必要逻辑要求。
当然，黑格尔也把他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描述建立在他对现代社会政治发展之机敏的理解基础之上，这对于从具体的历史趋势中开引出概念的辩证方法来说实至名归。
正如曼弗雷德·里德尔指出的那样：黑格尔认识到“君主或者革命的国家政治中非政治化的社会的形成，以及社会向经济领域的推进，完全是现代革命的结果”
①。
黑格尔不仅注意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重要分离，同时也注意到不断膨胀的市场体系与革命国家和理性专制主义国家中政治功能的聚合。
这就是说，无论是革命的实践还是启蒙专制主义的实践，都揭示出抽象的自由权利的有效性，因而都开启出一个合法性的领域，在其中，人们可以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
②一个市民社会——虽然这个社会的成员的行为不一定是文明的——总是一个在结构上具有合法性的社会，而国家也认识到社会权利的存在，这是黑格尔政治哲学做出的至关重要的假设。
黑格尔不仅将市民社会理解为以爱为纽带的家庭和以伦理生活为核心的国家之间的一种重要的现代性结构，而且将之理解为形成现代社会个人自我认同的一种语境。
在家庭中，每一位成员都被视为自然的伦理总体的一部分，而在市民社会中，所有人都被视为“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体”
，即“人”
。
黑格尔描述的个体从家庭向市民社会的过渡，以一种重要的方式重现了他所追溯的从古希腊城邦到罗马的过渡，因为现代资产阶级在市民社会中首先获得的是一种抽象的人格——僵硬、保守、独立、自我中心。
市民社会在本质上由自我确证和自我的利益所主导，由“自然需要和任性”
所驱使，人们在其中以“资产阶级”
或者“以自身利益为目的的私人”
的角色行动。
①这种状况承认了“抽象权利”
的合法性，而这一点最早在关于作为“人”
的人权的罗马法中得到阐述，这是对人的自我和财产权的一种确证。
在第3章中，我们将会回到财产所扮演的角色这个问题上来，这是黑格尔在论述人格的形成时谈到的一个内容。
现在，我们要强调的是，黑格尔并不相信抽象的人格，即纯粹的自我决断的能力是可以被否弃的，因为如果是这样，那么就彻底伤害了现代的自由原则。
然而，黑格尔同样认识到，这种人格的能力也会腐蚀共同的价值和实践的基础。
阿克塞尔·霍耐特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这一问题：“对于黑格尔来说……时代提出的真正的挑战一定是由革命产生出的那个问题，即在政治斗争中所赢获的抽象自由的领域，如何被置放到一种总体性的语境当中，以便使其不能够无限地释放‘分化’的能力，而是变成伦理总体中的一个实证性的构成要素。”
②对于黑格尔来说这成为一个问题，准确地说是因为他以伦理的条件来看待社会总体的目标，因此，他竭力以这样的方式在概念上对促成具体人格之形成的市民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进行界定。
这样一来，市民社会在黑格尔这里变成了一个有助于人之教化的教育的过程。
18世纪德国人讲的教化，是一个和谐的、朝向一个目标或者一种内在能力之展示的过程；与此不同的是，黑格尔将教化看作一个“分裂、解体以及对立的过程”
①。
在解读18世纪苏格兰社会理论家亚当·斯密、亚当·弗格森以及詹姆士·斯图尔特理论的基础上②，黑格尔认识到市民社会构成了一种“需要的体系”
，在其中，个体因为自身不能实现其所有的需要，所以就使社会关系的网络开始形成。
充满竞争性的个人主义之分化的结果，由此在劳动分工和社会交换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得到了补偿。
黑格尔据此声称，那种自我主义的结果，也就通过一种看起来是实现自我之手段的普遍性来得到了调节。
个人仅仅在以一种普遍性的方式来确定其知识、意志和行为并将自身连接到社会关系之锁链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他的最终目标。
③与一般地满足于由市场体系所促成的社会能力与社会凝聚力之局限形式的苏格兰社会理论家不同，黑格尔并不认为需要的体系就是人类最终意欲得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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