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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黑格尔的初次接触，就如同一道闪电击中了他。
听了黑格尔四周的课程之后，费尔巴哈就对他父亲说道：“在道布那里学习时遇到的那些晦涩难懂的问题，现在对我来说已经了然于心。
……我发现那条慢慢燃烧的导火索现在喷发出闪耀的火焰。”
①三个月之后，他不无激动地写信告诉道布，他与黑格尔的相遇成为“整个生命的转折点”
，而柏林也成为黑格尔课程揭示出来的“一个新世界的伯利恒”
②。
在同一封信中，费尔巴哈阐明了他的这样一个观点，即思辨哲学可以代替低层次的基督教信条之真理。
他对超越启示的哲学之优先性的与日俱增的信任，促使他在1825年不顾父亲的强烈反对，从神学系转到哲学系。
他在给哥哥的信中这样写道，“没有哲学就没有拯救”
，“要我现在重新返回到神学中去，就相当于是把不朽的精神逼回到它那死去的、被遗弃的空壳中，或者相当于让一只蝴蝶重新变成为蚕茧”
③。
费尔巴哈那新生的羽翼使他带着精神的光芒飞翔在新的伯利恒的上空，但当新任的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因为怀疑费尔巴哈的父亲具有自由主义倾向而取消费尔巴哈的皇室薪俸时，他不得不在1826年初离开了柏林这座标志着宗教启示的城市。
不过，费尔巴哈对于离开柏林并没有表示出什么遗憾，相反他认为他已经完全“走入了黑格尔的思想世界”
，所以当他重新回到巴伐利亚他父亲的居住地时，他自信他可以在精神上独立地向前行走了。
他确信他不仅掌握了黑格尔哲学的内容，而且掌握了其方法。
④他由此开始潜心撰写埃朗根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普遍和无限的理性》，并于1828年完成。
关于费尔巴哈早期对黑格尔哲学的探索，我们在此需要指明几个细节性的问题：首先，费尔巴哈迅速地使自己成为黑格尔批判的门徒。
①在1828年给黑格尔的信（连同博士论文）中，他这样描述黑格尔对他的影响：“与其说是对形成您的著作和口授课程内容的观念或概念的一种形式上的吸收和想象，不如说是一种活的、根本性的吸收和想象。”
②对黑格尔体系与方法的区分，是判断黑格尔主义者将抗拒体系束缚的批判的辩证法转化为一种绝对知识的标准。
费尔巴哈早在22岁的时候就能对这两者进行区分，足以说明他在思想独立性上的“早熟”
③。
其次，对黑格尔思想的“活的”
吸收，使费尔巴哈列席为托维斯称指的“老左派”
——其成员如克里斯蒂安·卡普、赫尔曼·辛里奇——中的一员。
④同成为他密友的卡普一样，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哲学就是一种新的思想分配，是“世界历史新时期的发祥地”
⑤。
在1828年给黑格尔的信中，费尔巴哈一方面表达了对黑格尔无比崇高的敬意，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黑格尔哲学的热切渴望。
但黑格尔的观念因其“纯粹性、清晰性、祈福性、统一性”
而隐隐约约地与费尔巴哈的推理方式形成对比。
在费尔巴哈看来，他的推理方式是从天国而来，又采取了一种穿越特殊性事物并在自身的显现中删除或掌握显现的直觉的形式。
黑格尔世俗化观念中特定的基督教维度，在对观念的实现和世俗化以及纯粹的圣子之现形的扶持中被丢弃了。
这样，哲学也就被成功地宣布为一种后基督教的理论，由此成为所有人类的事务，其任务即在于为“观念的王国”
奠基。
在这封信中，我们除了看到这种具有预兆性的反基督教的基调之外，还注意到费尔巴哈以同等方式来看待外在观念的哲学与人类的内在命运。
虽然在这一时期他的概念显然还是唯心主义的，但他已经开始将自己的思想模式与一种实践的形式联系起来。
费尔巴哈的另一位密友道默，在对前者的博士论文充满热情的解读中引申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整个思辨的体系，在我看来必须变为简单的精神和世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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