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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把这只是看作他的方法的一种延伸，但实际上，像黑格尔那样让世界历史仅仅进入总体历史的一个片断中，是极其荒谬的。”
①最后，对我们的讨论来说重要的一个事实是，费尔巴哈在青年时期，表达了对一种在黑格尔辩证法中以牺牲“特殊性”
为代价的“普遍性”
的偏爱。
在1824年时，费尔巴哈感谢道布第一次使他从“基础主体性”
和“个体的贫穷的小我”
中走出来，进而走入精神中的“生活、真理和现实”
的具体的统一体中。
②确定的一点是，对与浪漫主义的情感和唯我论的放纵消极地联系在一起的主体性之克服的强烈欲望，对于一个转向黑格尔哲学的年轻人来说并不是偶然的，因为黑格尔自己就宣称，思辨哲学引导我们超越了“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③。
必须指出的是，费尔巴哈在对抗主体主义上坚定不移，这与他青年时期以精神的内在性来满足他的情感和思想需要的最终失败是直接相关的。
费尔巴哈写作博士论文时，黑格尔根据辩证法对普遍性和特殊性之紧张进行的细致入微的处理，已经使他意识中的哲学和基督教、理性的普遍和自我的特殊性之间的对立尖锐化，这种对立对于黑格尔来说处在世界历史的层面上。
因此，在致黑格尔的信中，费尔巴哈宣称：建立观念王国需要“推翻自基督教产生以来就一直主导世界的、处于宝座上的自我，自我将自身看作是唯一的精神的存在，这种精神作为绝对，通过抑制真正绝对和客观的精神而使自身合法化”
①。
在这里，费尔巴哈颠覆了黑格尔的论断，他不是将基督教与一种新的共享的精神性的普遍观念联系起来，而是将它与古希腊哲学中的实体联系起来。
在他看来，基督教将个人自我的不朽提升为一种最高的信仰原则，由此使古希腊哲学讲的“知觉”
绝对化。
基督教在这一意义上，就成为一种具有固定边界形式的宗教，一种“纯粹的自我、作为独立精神的人”
②的宗教。
费尔巴哈给黑格尔的信，在一种高度抽象的水平上预示了他1830年的著作《死亡与不朽》的中心主题；与博士论文相比，也更加清楚地阐述了对他的哲学来说至关重要的内容。
实际上，在博士论文中，费尔巴哈几乎没有提到基督教，也几乎没有对那个时代许多哲学家的这样一种理论取向进行反拨，即使单一的、偶然的个人成为推理的原则和内容。
费尔巴哈不仅在康德、费希特，而且在雅克比、诺瓦利斯那里察觉到了这一理论取向。
③以费尔巴哈之见，将理论聚焦于自我意识，就把思想缩减为思想着的个体的自我关系，这意味着所有的知识仅仅只是个人的。
与这种认识论上的个人主义相对立，费尔巴哈将黑格尔理性反思的普遍性论题推向一个极致。
也就是说，费尔巴哈强调仅仅只是自我意识构成个人自我的个体统一性，思想将自我意识提升为一种普遍性。
理性就此而论就是哲学唯一和确当的客体，哲学为了维护普遍性就必须避开特殊性。
在那种理性中，“个人的实质”
就在于，“在我认识到的范围内，我不再是一个个体”
④。
为了指陈这种对个体性的超越，费尔巴哈明确地依赖了黑格尔的关系概念，甚至引用了黑格尔在《哲学全书》中对具体人格之关系形成的讨论。
①因此他这样写道，“同一种行为中的我与他者不仅统一在思想中”
，而且“在思想中，我与他者是不加区分的，我既是我又是他者，他者不是一个确定的他者，而是作为类的总体的他者”
②。
不过，费尔巴哈虽然对差异性之统一进行了一种黑格尔式的论证，但他对“类”
概念的说明实际上已经将他与黑格尔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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