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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费尔巴哈对弗里德里希·斯塔尔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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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与不朽》匿名出版之后，费尔巴哈从激进的反基督教立场转向了关于现代哲学史的研究。
然而，他的三本重要的历史著作远不止于一种学术性的研究，而同时也通过对现代哲学发展之过程的批判澄明了他自己的思想。
他的《从培根到斯宾诺莎的现代哲学史》②，开启了他对影响自己哲学思想的历史之根的再考察。
在这本著作中，费尔巴哈批判了以前的经验主义和原子论的单向性和抽象性，同时也批判了唯心主义。
他批判唯心主义将经验论降低为意识的自我反思，而这种批判不仅隐性地将矛头指向了黑格尔，也指向了他自己博士论文中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
费尔巴哈的每一次历史研究，都标志着他向新的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迈出了重要一步，而新的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也正界定了他在19世纪40年代的哲学。
①
历史研究带给费尔巴哈的那种出奇的镇定，被他变得越来越强烈的关于个人、思想以及政治的挫败情绪所驱赶。
他对基督教的公然对抗，以及他的反神学的黑格尔主义立场，使他成为埃朗根保守的虔诚派群体中的一个被孤立者、被遗弃者。
虽然他在埃朗根的演讲都没有薪酬，但他的关于可得到薪水教席的申请一概遭到了拒绝。
他在巴伐利亚越来越孤立，他得到一份工作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于是在1832年他去了法兰克福，计划从那里移居巴黎。
在德国他感觉到被迫害，也不能表达他的思想，而巴黎在他看来“完全适合我的个性和哲学”
②。
当他的计划因为他父亲不能够支撑他在巴黎的生活而最终破灭时，他决定在普鲁士从事学术工作。
自此之后，费尔巴哈重新开始接触柏林的那些黑格尔派成员，甚至也包括在过去被他认为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者的奴仆”
③的那些人。
1834年5月，黑格尔派刊物《科学批判年鉴》的主编亨宁致信费尔巴哈，告知他柏林黑格尔派对他的《现代哲学史》的反应是积极的，因此邀请他加入主要的黑格尔派组织“科学批评社”
。
费尔巴哈接受了这份邀请，同时也应亨宁之约为《科学批判年鉴》写了几篇评论。
约翰·托维斯曾指出，费尔巴哈在1834年与黑格尔组织之关系的恢复，不是一种简单的投机行为，因为他重新宣称与黑格尔派的连接，乃是基于他对吞没埃朗根的基督教神秘主义的深恶痛绝。
④费尔巴哈以一个更大的现象描述他对埃朗根的感觉：“这不是一种局部的罪恶，基督教又一次以其蛮夷之势吞并了整体欧洲。”
①不过，在所有再生的基督教形式中，最让费尔巴哈厌恶的是在他的家乡巴伐利亚形成的思辨哲学与虔诚神学的合并，这在谢林和斯塔尔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佐证。
1833年下半年，费尔巴哈对青年谢林唯美论和直觉论发起的尖锐攻击，转换为他对老年谢林实证哲学的辛酸批评。
但与此同时，随着费尔巴哈对从“最新的谢林主义神秘主义哲学梦境”
②中走出的“使者”
斯塔尔的批判之热情的**，他（指费尔巴哈）对谢林本人的“仇恨”
在减弱。
费尔巴哈与斯塔尔之间实质性哲学争论的升级，或许伴随着相当的职业嫉妒的因素，因为斯塔尔这位“神秘主义的使者”
自1832年起就在埃朗根大学任教，并于1834年获得了一个全职教席；相反，费尔巴哈在憎恶与挫败中离开了埃朗根。
他1834年夏天返回埃朗根并作短暂的停留后，写信给卡普：“我无言向你描述这所大学的丑陋、鲁莽、不知羞耻以及对当代新教神学之野蛮无知的置若罔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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