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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那一年之后，费尔巴哈向亨宁提议，他来为《科学批判年鉴》撰写关于斯塔尔《法哲学》第二卷的评论。
当同样旨在反对斯塔尔的甘斯最终谢绝了这一任务之后，亨宁接受了费尔巴哈的提议。
不过，尽管费尔巴哈对斯塔尔满腔愤恨，但他也对攻击这样一位有势力的人物而不安，因为任何一种否定性的评论都有可能葬送他在巴伐利亚安全地从事学术研究的机会。
实际上，他在评论斯塔尔的同时，也向特里希抱怨他不能获得一个教席，因而也无法解决“将我与所有政治趋向隔离开来”
④的窘局。
但同时他也认为，针对斯塔尔与谢林“非哲学”
的致命打击，或许会使有利于他在普鲁士获得一个安全的位置。
①然而，这些颇具计谋性的考虑都是次要的，因为费尔巴哈坚信，他的批判主要是基于一种迫切干预的需要，而这种干预直接具有哲学和政治意义。
考虑到谢林与正统新教的政治一宗教影响与日俱增，以及柏林黑格尔主义保守派的不断成长，费尔巴哈有理由相信斯塔尔代表着“一个越来越有害的、但又在日渐膨胀的党派”
②之利益。
因此，他在给未婚妻伯莎·洛的信中写道，他正手握一把“批判的利剑”
，不仅指向了斯塔尔，也指向了“谬论层出、背信弃义、自大无知、造谣中伤的谢林”
③。
费尔巴哈忍受着痛苦向诸如卡普、甘斯、亨宁等大名鼎鼎的黑格尔派成员强调，他是第一个以书面的方式来批判实证哲学的人。
这或许就是1841年《德国年鉴》的一篇匿名文章指出费尔巴哈关于斯塔尔的论文“在那时（1835）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④的一个原因。
当然，这一指认也有其他的可能性原因。
一个事实在于，费尔巴哈的批判突破了柏林黑格尔主义组织的那种盛气凌人的姿态，进而确凿无疑地暴露出将神学与思辨哲学混为一谈、许多黑格尔派成员也为之感到自责难当的愚蠢行为。
费尔巴哈1835年提出来的问题，到19世纪30年代晚期成为黑格尔派内部争论的核心。
反对斯塔尔的论辩，为19世纪30年代晚期和40年代早期黑格尔左派政治批判奠定了主要基调。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批判斯塔尔也成为费尔巴哈个人职业的一个转折点。
他在给卡普的信中写道：“1830年那首反讽诗描述的精神又一次向我袭来。”
⑤。
纵使他那激进批判的冲动获得了新的力量，他的文章也让他只能成为文化的局外人，因为对斯塔尔的攻击，他丧失了拥有一个安全的学术位置的机会。
接受了这个事实之后，费尔巴哈与伯莎·洛于1837年结婚，并开始管理妻子在巴伐利亚一个小城布鲁克贝格的生产瓷器的家庭工厂。
由于远离德国思想生活的中心，费尔巴哈索性把自己当成布鲁克贝格隐士中的一名读者。
当然，他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享受自由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寻找任何一个可能在大学任教的哪怕是极其微小的机会。
费尔巴哈批判斯塔尔的文章开引出在《死亡与不朽》中发起的人格批判的神学和社会一政治的路向。
但现在，对神学之人格的批判，并非将矛头直指新教本身，而是指向实证哲学把思辨哲学奠基在个人的、唯意志论的上帝观念之上的企图。
费尔巴哈在1838年关于实证哲学的文章中更为详细地讨论了这一问题，本章在后面还会涉及这方面的内容。
不过，我们在此处所关心的，是他在社会—政治领域内对斯塔尔人格观念之运用的批判。
斯塔尔《法哲学》中被费尔巴哈评论的，就是个人上帝与个人君主建立起类同性的那一卷。
费尔巴哈不能忽视斯塔尔建立的类同性的重要性，他认识到通过否定上帝的人格，就可以削弱复辟政治理论对个人君权的主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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