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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世纪30年代的德国人和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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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分歧的政治人格之争，对于19世纪30年代后期和19世纪40年代黑格尔激进主义之发展不啻为一种重要的催化剂。
我们已看到，这一争论正是德国政治在君主制之本质、立宪改革以及更广泛的政治参与等问题上更大冲突的一种表征。
所有这些问题在1789年法国革命的实践政治形式中最早被提出。
1815年席卷欧洲大陆的君主和专制霸权的复辟短时间内控制住了这些问题，但1830年七月革命又重新激活了所谓的“运动党”
。
然而，法国革命在德国引起的回声，不仅仅只是震撼到自由主义者和一小部分共和主义者进而使其处于警觉状态。
德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就开始于七月革命——这不是就无产阶级政治的形式而论的，而确切地说，是就巴黎学派关于一个社会平等的新时代的预言而论的。
法国社会主义观念在德国的接受与放大，是一个比黑格尔主义与非黑格尔主义在普鲁士的冲突范围更广的现象，这与19世纪30年代的立宪之争是十分相似的。
然而，在标志德国社会主义之讨论的神学与社会问题的交汇中，德国人对这种新的社会思想的兴趣是与30年代后半期的关于泛神论和人格主义之政治论辩交叉在一起的。
泛神论之政治话语必须与政治论辩一道被视为黑格尔左派激进化的关键因素。
赫尔曼·鲁勃曾这样写道：“社会问题在19世纪30年代初期是一个发现；到19世纪40年代末，它变成了口号。”
①德国“社会问题”
在两个方面具有“发现”
的意义：首先，社会观察者、新闻工作者、官员以及知识分子越来越注意到德国下层群体的窘境。
②观察者发现，过去长期被认为是贫困者固有的、稳定的困难已发展成一种不断恶化的普遍贫瘠和无家可归，这与那个年代百万德国人的客观状况完全一致。
无数的现代研究者认为，普遍贫瘠是适应新兴工业资本主义秩序之阵痛过程的一个结果。
③但实质上，工业化在当时德国只能带来一种初生的阵痛，存在的一些工厂并不能成为大规模贫瘠产生的根本原因。
学者们现在也基本达成了一个普遍的共识，即这种严重危机的经济根源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而不是在很大的程度上）与工业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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