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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30年代德国较低的社会阶层处在这样一些问题之交叉的煎熬中：一方面是18世纪晚期以来人口的急剧增长，另一方面是下层群体之解放的要求，还有就是缓慢发展的经济根本无力吸收在转型——从野蛮社会到工业社会——初期形成的大规模就业大军。
④在乡村，不断增长的人口、贫民摆脱农奴制的解放、公有土地的占用①以及减少对贫民合法义务的新的贫困法，使一个新的无土地的贫困阶层产生出来。
在城镇和城市对封建残余的攻击，也带来了类似的结果。
随着德国废除了对行会的保护，工匠在自由贸易和主导性的工业化之压力面前变得敏感而脆弱。
一部分技艺娴熟的工匠能够进入新的工厂管理层这样一个相对安全的职位上，而剩余的工匠则只能与来自乡村的那些贫民为获得有限的、低薪的工厂工作机会而竞争。
德国的任何一个部分（除城市工人和工厂）在1850年之前都没有“工业”
经济，但城市工人却使之在19世纪30年代的时候就产生出来了：工人不再与旧的行会有任何关联，他们现在是在规模不等的机械化工厂中劳动。
②
现代社会的观察者以指定一个新阶级的“无产阶级”
这一术语来回应这些社会变化。
“群氓”
这个旧术语逐渐被抛弃，标志着对贫民之分析的一个重要变化，同时也表明现代德国人开始讨论工业阶级的问题。
“群氓”
总是用以指认根据等级次序来划界的传统社会中生活在底层的人，而在这样一个相对固定的语境中，最底层的人的贫困被认为是社会的一个自然属性，或者是人类原罪的一种显现。
相反，无产阶级这样一个由贫困工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被看作是由新的经济力量、新的劳动和工资关系造就的一个社会阶级。
①贫困问题于是就成为许多德国人“科学”
研究的对象；但在更宽广的意义上，当现代人将这一问题与一种特定的现代危机联系起来的时候，它便具有了历史性的内涵。
到19世纪30年代后期，贫困问题以及新生的工人问题已成为重要的论辩和讨论的主题，虽然在关于德国现状的研究中没有对此进行专门论述。
这些问题在30年代或许已经完全凸显出来，不过只是到40年代，才在严重的经济危机——根植于经济脱位、竞争的加剧以及社会同情和社会团结之早期形式的崩解——放大其积攒的消极后果后变得前所未有地严峻。
我们有必要承认，德国人在19世纪30年代对社会问题的感知，实际上在根本上是来自他们对英国社会经济状况的认识②，同时也来自他们的早期法国社会理论知识（这是最重要的）。
在这个意义上，德国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借助于外来的文献资料和概念框架而开引出的“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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