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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对于甘斯，这份党派知识分子出版物的目标，不仅在于推进哲学的信条，而且也在于诉求市民和政治目的。
考虑到这个观点和杰弗里以及《地球》其他领袖的观点之间的对比，似乎可以很合理地假设除了空想社会主义，甘斯的联合主义概念还受到了另外一个来自法国的影响。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可能是甘斯和托克维尔之间的一个连接点，后者的民主和社会相互作用观点也可能受到了杰弗里与19世纪20年代晚期《地球》的自由主义背景的影响。
①
甘斯离开黑格尔的距离，可以根据他将联合主义视为政治社会的“教导者”
的程度来丈量。
在法国自由主义者杰弗里和托克维尔的精神中，这一程度比在黑格尔的精神中更大，因为甘斯主张的是一种社会和国家政治生活之间的更为直接的互动——准确地说是一种黑格尔煞费苦心地试图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社会与国家间的调解来移除的互动。
因此，甘斯将社会描述成一个开启了政治“教化过程”
的未成年人，实际上是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告别了黑格尔。
根据社会的“见习期”
已接近其终点的判断，他预测社会将很快成长，进而不再受制于普鲁士这样的“监护人”
国家。
②这样的预测，不仅使他成为了普鲁士国家一些官员眼中永远的嫌疑犯，而且让他与黑格尔的观点不再一致。
毕竟，甘斯关于市民社会可以自我构建成为政治社会的信仰，让公共意见、一种对立的公共领域以及代理性的政府变得至关重要，而在任何情况下黑格尔都对这些事物深表怀疑。
③甘斯坚信社会活动和联合会使市民生活产生出更加自由的形式，这支撑了他通过将更多的权力从中央政府转移到城市而改革普鲁士法律准则的想法。
④最后，同样的信仰使他抵制通过财产来投票，取而代之的是拥护满足纳税人这一最低要求的无限制的成年人投票权。
⑤他认为，这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启示中唯一可以捍卫的立场，它不可逆转地“将人提高到了市民的高度”
①。
在甘斯论社会与政治的著述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一种对19世纪30年代所有进步的德国知识分子提出的自相矛盾的挑战。
在普鲁士的语境中，甘斯的任务在于调和还未发生的工业革命与还未完成的政治革命。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提出了两种联合的概念：他一方面将联合看作指陈工业社会之问题的方式，另一方面将之看作发展一种更加民主的政治的方式。
这样一来，作为工人阶级之社会形式的“社会主义化”
就建立在成熟的政治联合中所有市民之选举权的概念统一基础之上。
虽然甘斯保留了黑格尔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分，同时也将国家视为和解与普遍性的更高领域，但他对市民社会中群集和联合之强大的建构性力量的信赖，又缩短了黑格尔设置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距离。
在甘斯沿着政治与社会之平等交叉的方向来重新界定黑格尔政治哲学的过程中，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学视角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对于甘斯所讲的现代政治和社会之更宽泛的联合概念而言，空想社会主义仅仅只是一个来源而已。
实际上，他的著作证实了19世纪30年代的思想折中主义，同时也证实了19世纪20年代和40年代的意识形态冲撞。
因为甘斯将早期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以及黑格尔主义的观点折中地整合在一起，所以毋庸置疑的是，他对黑格尔主义之思想的摄取，不仅体现为对黑格尔政治哲学之调和性术语的使用，同时也体现为对基督教与黑格尔自由观念之关系的“世俗主义”
解读。
后者使甘斯没有以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将泛神论与社会联合连接起来，而前者则使他在试图消解市民社会最大阶级的痛苦并捍卫现代政治革命——既反对人格主义的回应，也反对一种全盘的社会革命——时坚持了一种市民社会的多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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