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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道”
等政治权利的标准来替换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基督教基础。
②令人沮丧的是，费尔巴哈从未指明那些标准究竟意味着什么;但确定的一点是，他不再呼吁在总体上取消私人财产权。
尽管如此，他思想的“社会性”
倾向并不是要去彰明一个基于特定的私人财产权的社会；而实际上，他在1848年也呼吁一种激进的财产再分配。
③
海涅可能误解了费尔巴哈的意图，但是，他深刻地意识到，对个人上帝的批判滑向了对同源性的社会和政治的危险攻击，社会、政治与上帝的同源是由包括财产拥有者的统治人格的神圣人格开引出来的。
当赫斯将德国泛神论和人格主义话语与空想社会主义对私人财产的批判连接起来时，他也确切地描述了这一危险。
一个来自空想社会主义的类似影响，可能推动费尔巴哈将基督教对人格主义的固恋与“痛苦以及物质存在的需要”
结合起来；同时也推动他去坚持一个人道主义的“爱”
的泛神论，以此作为对基督教自我中心主义的抵消。
当然，像赫斯、海涅、契希考夫斯基一样，费尔巴哈提出“爱”
的学说之前有许多德国范例：德国强大的约阿希姆传统，神秘主义者鲍姆、德国启蒙运动的伦理情感主义、席勒与歌德以及青年黑格尔。
如果法国社会思想确实影响了他，也不会取代德国哲学和神学传统在费尔巴哈思想结构中的位置。
对于不容置疑受到空想社会主义影响的赫斯、海涅、契希考夫斯基来说，情况亦然。
毕竟，影响比改变信仰更加复杂，因为，影响留下了大量的问题，即使它可能默默地重塑它们。
有一种理由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用这种微妙的方式影响了费尔巴哈。
人类的社会“嵌入”
是费尔巴哈在他作为学生的时日里获得的不变思想，他最深刻的政治关怀在于复兴人类的社会存在，并使之摆脱基督教个人主义之异化和分解的状态。
像第3章表明的那样，他最初的人类社会存在的概念根植于精神和思想的普遍性观念，但在19世纪30年代，他推进了早期的思想结构。
鉴于契希考夫斯基、海涅和赫斯对事情之复原的实现，一种可能性的情况在于，费尔巴哈之所以将知觉合并进对社会生活的思考当中，部分原因在于他受到了空想社会主义对基督教二元论批判的驱动。
青年费尔巴哈将肉欲主义指证为应以理性的普遍性来加以超越的“特殊性”
，而成熟的思想者则极力在人类共同体中的思想、感官存在与人之间进行调和。
①将知觉置放于人类社会存在的内在概念当中，变成了费尔巴哈1838年和1843年基督教人格主义以及思辨唯心主义批判的主旨。
对这一工作之路径的探寻，成为费尔巴哈在19世纪40年代早些时候明确提出的“未来哲学”
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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