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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格的一个朋友（也是他的一个崇拜者）的证词给了这种连续性以充分的证据。
在一篇1847年的文章中，赫尔曼·弗朗克写道，卢格结合了“希腊的审美自由”
和“法国的政治自由”
。
弗朗克讲述了卢格从监狱被释放后，如何转向了柏拉图式的美学，进而又发现柏拉图的先验论和寂静无为不能满足他在人类世界中的兴趣。
弗朗克告诉我们，通过援引“美学的观点”
①，他首先试图在美学自身内调和柏拉图王国的形式和现实世界。
这正是席勒的“游戏的冲动”
，席勒相信这种冲动可以通过平衡对人格“正规”
条件的冷漠和对舒适的生活内容的驱动从而使人类达到整体性。
无可否认，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青年黑格尔派与其说赞颂席勒的美学政治思想，还不如说赞颂他生动的、不安和叛逆的戏剧人物。
此外，卢格坚持认为，理性和古典平衡限制了他对于席勒美学丰富遗产的开放审视，这份遗产主要指的是形成了马克思劳动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感性活动和自由的统一体。
正如他在批判海涅的“轻浮”
时所显示的那样，卢格成熟的著作显示出了一种在审美的“游戏”
之上公开的政治艺术偏好。
不过，即使受到卢格的革命热情和资产阶级优越感的混合所施加的限制，席勒调和美和自由的理想仍是卢格自身自由状态理想的必要背景。
他从未放弃过自由公民的视野，即充分参与共同体之政治生活的自我决定权的视野，也从未宣布放弃他的希腊人是“彻底的政治人”
的信念。
①
因此，从卢格19世纪20年代早期的背叛行动，到他在1830年法国大革命中的文章中称自己是一个“共和主义者”
并把世界历史描述成为“永恒的反抗侵占自由的斗争史”
②，再到他19世纪40年代的激进立场，都是必要的连续。
可以肯定，卢格的古典主义和他对新教的理性主义的坚持，都于19世纪30年代早期在他读到黑格尔的时候被改变。
但是我们不能对这些早期的腔调继续置若罔闻，即便是卢格最为重视的黑格尔的著作。
卢格比起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特劳斯这些黑格尔哲学的新生者来说，在更大程度上折中地吸取了启蒙运动和德国唯心主义的养分。
当他在三十多岁第一次认真地研究黑格尔的时候，他已经阅读和经历了很多，这都有助于他的观点的形成。
这方面的研究表明，卢格和许多其他的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年轻知识分子，在过于依赖意象的转换去描述与黑格尔主义的相遇时显得谨小慎微。
意象的转换不仅仅直接使黑格尔思想的理性吸引力具有了情感特权，同时也排除了对其他知识传统的持续性影响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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