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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遭遇黑格尔主义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卢格吸收了启蒙思想的这样一个信仰，即宗教的核心能与理性相容，对天启教的怀疑只是信念的积极形式。
如卢格在1838年所说，宗教改革运动的核心是精神的力量“在它自己的基础之上设立自身，并给予它自己以自身与上帝的关系”
③。
在19世纪，这种理性的个人主义很容易支持自由的政治。
④然而，正如黑格尔已经做的，卢格远离了新教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潜在可能性，并且强调新教不可能形成新的集体生活信念的基础。
直到1841年，卢格才坚持黑格尔的新教自由理念世俗化的视野。
尽管他已经接受了施特劳斯、鲍威尔和费尔巴哈的激进反神学理论，但他仍然认为，通过为集体主义的道德生活而生的新教的人性化关怀，新教反社会的动力可以被平衡。
古典研究对卢格的影响也削弱了任何浪漫主义对他的吸引力。
19世纪20年代早期在哈雷的时候，卢格在短暂地涉足神学研究之后转向了古典。
他坚定的兴趣来自耶拿亨利希·路登的个人影响。
亨利希·路登是古罗马历史和哲学学者，也是政治自由者和受欢迎的演说者。
①在库徘尼克服刑期间，卢格翻译了索福克勒斯和修昔底德的作品，而且专注地研究了伯里克利对雅典人的演讲。
卢格对希腊的迷恋将他固着于德国的古希腊文化传统，其理想化的古罗马城邦已经在18世纪晚期成为德国知识分子之间的老生常谈。
②18世纪古希腊文化走向了确定的正统宗教的敌对方，但是它对于启蒙运动之基督教和社会改革的努力是一种补充。
古希腊的道德被用来反对基督教狭隘的沙文主义和自大，而自由和负责任的市民形象强化了启蒙运动理性自由和个人责任的潜在颠覆性寓意。
事实上，通过法国大革命对古希腊形象的挪用而唤醒自我意识时，复辟政府很有理由担心古典教育将会激发学生的共和思想。
③
德国对希腊的着迷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单一制社会的理想化形象。
如约瑟夫·查特里最近所说，德国的古希腊文化集中于审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的理想连接。
本着这一精神，在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中最有力地表达了艺术家致力于按照他所自由设想的形式来呈现典型的自由形象，以此协调感性对象世界中的个体和人类的世界，即城邦。
在前者，对于美的创造证明了“道德自由并非被自然的因果关系废除”
;在后者，“道德自由服从于一种自我规定的规律，政治自由是一种授予整个社会中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并且与授予其他人的自由是兼容的”
。
因此，席勒写道，最“完美的艺术品”
是“真正的政治自由的建设”
④。
德国知识分子认为自由的审美理想已经集中体现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城邦，这就是依据个体自觉意愿的社会形象来创建国家。
这不是自由主义的观点，更不是人格神或者君主作为一个艺术家像创造一件艺术品一样来创造国家的保守浪漫形象。
更确切些，如查特里注意到的，席勒主张一个重要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中包含了卢梭激进的契约论以及康德、卢格这类被忽视的19世纪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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