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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黑格尔表现为一个“实证主义者”
，因为他接受的只有这样的“给定”
。
如果在卢格的评价中有什么区别的话，黑格尔犯了比实证主义哲学家更糟糕的罪行而遭到谴责。
因为后者接受给定的政治条件通过诉诸暴力的真实性，而黑格尔似乎准备以辩解和保守的理性来支持它。
卢格宣称，在这两种情况下，“实证主义”
都阻碍了理性自由的进一步发展。
但是黑格尔不自然地派生出长子继承制这样的现存关系，这种派生是源于概念的逻辑需求而不是对历史过程具体的、理性的分析。
因此，在卢格的评价中，黑格尔表面上促进理性标准，实际上促成了合适的理性标准的衰退。
黑格尔对历史“给定”
的妥协，连累了卢格指认的对政治哲学的最大贡献，即试图在理性的人类主体的自决权之上建立国家的主权。
在卢格看来，这是政治意愿的真实来源，但是他声称黑格尔对个人主权的坚持把自决权的角色弄得莫名其妙。
相反，卢格重复了早期进步的黑格尔主义者如甘斯的观点，认为国家应该作为一种中介的总体性来理解，他思想的这一点就意味着君主立宪制将行政权从属于立法权。
②
卢格可以把黑格尔置于黑格尔自己也排斥的反动的人格主义之列，然而同时卢格也支持一个实际上看起来与黑格尔的观点差别不大的君主立宪制的观点，这就是青年黑格尔派与谢林主义的实证主义者论战的强烈影响的证据。
切身的意识形态背景可能导致了卢格对黑格尔带有偏见的评判，但是对人格主义的争论提升了他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不民主本质的洞察力。
因此，他批判了黑格尔未能显示君主这个“历史的个人”
是如何由国家的总体性所确定的，推而广之，这个总体性自身是如何由大多数拥有主权的人民的意愿所确定的。
尽管卢格承认黑格尔分派给君主的只是最少的责任，但他坚持黑格尔忽视了君主意愿的民主基础，跟斯塔尔对于先验的君主权力的主张产生了同样的影响。
黑格尔将自治主体的集体自决权从属于一个“空的概念”
，即先验的君主之独断和任意人格，这也是有罪的。
挑战了斯塔尔和黑格尔的君主意愿人格化，卢格就面临着费尔巴哈面临的同样的**，即将作为整体意愿的更高来源的“人”
人格化。
但是，这个**明显地与他讲的普遍历史意义有矛盾。
一方面，他坚持大多数的意愿永远不是绝对的。
这甚至可能是错误的，如果过程保持着活力并且呈现为开放式，它始终在未来是有待修正的。
此外，他对于普遍的选举权持谨慎态度，不是将它作为一个直接的目标而是作为一种扩大政治包容性过程的合理端点。
卢格在这里表达的是他对于社会问题的首次担忧，这主要指向这一创造了非人性等级的过程，他认为这种等级在现在的情形下是没有政治参与能力的。
他表明，教育能够纠正这一点而且能够在将来为普遍选举权创造条件。
另一方面，卢格认为教育能够培养集体的内在理性并且确保其一贯正确。
①后来，在1843年，德国人民未能维护青年黑格尔派对抗普鲁士和撒克逊政府的镇压措施之后，一个缺口在卢格设定的人民的理想代表和未能认识他们公认的合理利益的现实的人民之间被打开，这时他也未能屈服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所熟悉的不满。
在这个时候，他既对他们丧失希望又渴望创造一种“新”
的人民。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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