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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私有和公有、基督徒和人道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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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42年年底，卢格才讳莫如深地公开宣布对共和主义的虔诚。
不是就此事而言他是明确的共和主义者，而是因为他与黑格尔的断裂并不完整。
那就是说，卢格关于基督教人格主义的政治结果的攻击集中于一个经典的共和制主题，即私人和公共生活的紧张局势。
据他所说，普鲁士王国信奉君主制人格主义的原则，这就意味着国家的运转很像天主教教会的等级制度。
君主和他的最高助理们享有教士般的“绝对国家”
的权力，而其他人仅仅是“国家的门外汉”
，被否认拥有任何自我意识洞察国家或参与到国家生活中来。
②卢格认为，国民被排除在公共政治生活之外，在市民社会中只限于私人的社会地位。
③从而，普鲁士的政治系统确保了人们在“受监护”
的条件下受折磨，不能超越市场利己的私人利益。
卢格在1841年感慨道，“绝对警察国家”
遗留下来的是这样一片实利主义的土地，透露着政治上麻木不仁的庸俗。
④而他对改革的时代动员人们从“市民向公民”
的转变称赞有加，他坚持认为从那以后君主制倒退了。
现在是满足于统治“小市民和利己主义者”
而不是“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人”
。
①眼看着国家的失败，卢格感觉到青年黑格尔派的任务是把德国人从实利主义中解放出来。
②这些担忧表明，卢格的政治纲领不仅仅是为了反抗君主专制的民主政治参与斗争。
相反，在他的理解中，青年黑格尔派政治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建立真正的公共生活，将市民从狭隘的市民社会中解放出来。
卢格的政治思想因此将公共和私人生活的紧张局势明确地主题化，这一点，我们已经在诸如费尔巴哈、赫斯和契希考夫斯基关于神学政治学的人格思想中观察到了。
重要的一点是，卢格没有简单地总结出私有化的市民社会和垄断公众利益的政治社会之间的区别。
相反，我们需要认识到，卢格坚持认为同样的私人精神特质渗入到普鲁士社会和国家当中。
他认为，尽管国家声称包含公共的生活，但事实上仍然被作为其市民的相同的私有价值观所控制。
通过创造一个经验的人的目标和国家的原则，浪漫主义者、复辟主义者、实证主义者甚至黑格尔确保国家不是作为一个自我意识社会的表达，而是作为一个人的私人统治权出现。
③卢格声称，这“不幸的私人法律解释，即国家是君主的领域”
意味着君主的自我主义仅仅与其他财产拥有者的自尊形成了对抗。
④在1845年所做的一个公开的声明中，卢格讽刺地指出，“君主，这个国家的上帝，是唯一的私人，是贪得无厌的人，作为先验本质的代表，从普遍的人类世界中分离出来”
⑤。
卢格的评论，说明了左派黑格尔主义者是如何轻松地在个人政治主权共和制批判和市民社会追求私利的个人主义的社会批判之间摇摆。
我们在恩格斯1847年的评述中遇到过一个引人注目的相同的概念重叠的例子，即德意志的“专制君主们”
不得不说，“市民社会就是我”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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