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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卢格的人文主义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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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格在1840—1841年的著作，表明在随后的几年里他的政治思想继续占支配地位。
他随后的思想发展表现出一种连续的尝试，就是不断地使他的基本前提适应新的社会政治条件，更重要的是使之适应新的思想成果。
如果说卢格1840—1843年的著作显示了一个基本的主题的连续，那么日益恶化的普鲁士反动政治风气确保了这些主题以一种不断增加的活力得以表达。
卢格以充分的理由来控告反动力量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追捕。
在1839年，苏黎世的居民阻止施特劳斯在那里接受一个教授职位，卢格将这视为虔信派反对理性和哲学的单独的暴动，于是他也就被激怒了。
①当波恩的神学院因为鲍威尔的无神论著作将他解雇时，卢格对政府和已建立的学术界的态度更加不确信了。
②不仅普鲁士政府未能保护鲍威尔，而且威廉四世新任命的教育部长艾希霍恩在1841年6月读到《福音的批判》第一卷后决定把鲍威尔驱逐出大学。
鲍威尔直到1842年3月才被解雇，但是184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波恩冲突对于左派黑格尔主义来说是一桩大的公案。
造成这一结果部分是因为鲍威尔自身坚决不妥协，部分是因为卢格在《哈雷年鉴》上评论“鲍威尔事件”
。
在1841年和1842年的某些时段，卢格努力地为鲍威尔辩护，先是反对波恩神学院，然后反对普鲁士政府。
③
然而，当《哈雷年鉴》自身成为新政权的政治文化牺牲品时，卢格的注意力就被更多直接的问题分散。
继1841年3月内阁命令杂志社把办公室从莱比锡搬到哈雷进而将它提交给检查员，卢格也来到了萨克森州的德累斯顿。
重新命名的《德国年鉴》在7月1号出版，这个新名字不仅表明了地理的迁移，而且表明了对普鲁士的批判和对更大的德国世界的支持。
然而，众所周知，“德国”
并没有表现出热情友好。
在普鲁士的压迫之下，撒克逊检查员阻挠《德国年鉴》的出版。
整个1842年，杂志和当局之间的关系持续恶化。
最后在1843年1月，萨克森镇压了《德国年鉴》，同时普鲁士关闭了马克思的《莱茵报》。
普鲁士的镇压和与萨克森关系的恶化粉碎了卢格对普鲁士和君主立宪制的任何挥之不去的希望。
他虽然有时不切实际地希望普鲁士可能仍然遵循一条进步的道路（尽管其行动与此相反），但他1842年作品的主旨还是表达他对政权的敌意。
他现在反对君主制本身，公开拥护共和主义，批判德国的自由主义者继续相信基督教的君主制主张和政治自由的可调和性。
更重要的是，德国人对政府反对出版自由的镇压行动的漠视使得卢格很绝望，他认为德国不过就是一个“市井”
国家。
卢格经常警告说反动会招致革命。
当然，青年黑格尔派和普鲁士王国之间的关系证实了他的预言。
然而，政治环境不能完全解释青年黑格尔派1841年在宗教方面的大量基本工作。
紧张的个人交往，经常的通信，以及向《哈雷年鉴》大量批判声音的输送，确保了一种温室氛围和在运动中越来越极端的口吻。
是年年初，施特劳斯的《基督教教义的历史发展和与现代科学的斗争》发表。
这几乎立即被费尔巴哈6月发表的《基督教的本质》弄得黯然失色。
1841年6月至10月，鲍威尔的《福音的批判》的前两卷出版，这表达了对施特劳斯的强烈批判的一种声音，鲍威尔的《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者的最后宣判》也是如此。
宗教的批判以如此的速度发生着转向，到11月，施特劳斯感到自身被杂志诽谤以至于他拒绝了对《德国年鉴》做进一步贡献。
①施特劳斯的叛离标志着激进黑格尔派和温和黑格尔派的关系破裂。
《德国年鉴》失去了很多合作者和读者②，此后，它变得越来越边缘化，纵使它越来越大声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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