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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写道,尽管之后的希腊思想从直觉形式转向了更为通用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哲学,但是“对绝对的东西的实证解释与希腊哲学的主观性质,与哲人的使命是有联系的”
,因为“这些规定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可以说是预先决定了的,而不是由于内在的必然性而发展形成的”
①。
当伊壁鸠鲁将具有抽象个性的原子当作“一般的任何存在的形态”
时,这个伟大的古希腊思想家的继承人把这种主观形式概括为一个人是否谈及“自我意识”
“个人”
"哲人"或"神"②。
然而,马克思继续说道,抽象个性只有通过从“与其相对立的定在”
中提取才能维持其“纯粹的存在”
。
因此,对于伊壁鸠鲁来说,“行为的目的就是从痛苦和慌乱中抽象出来,脱离出来,即内心的宁静”
③。
从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必须保持抽象性,必须保持它的思想观念与存在相分离,必须保持它自由意识的纯粹消极性。
由此,马克思将矛头对准了他认为有破坏性的意见:“抽象的个别性是脱离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在定在中的自由。
它不能在定在之光中发亮。
定在乃是使得它失掉自己性质而成为物质的一个因素。”
④
当马克思将他的注意力转向普鲁塔克这位最杰出的享乐主义古代评论家时,他加深了对原子论的否定判断。
当普鲁塔克的神学智慧遭遇古代哲学时,马克思发现了一位与古代神学家极其相似的对黑格尔主义持反对态度的人物。
同马克思的学位论文相比,在预备笔记本中发现的大量关于普鲁塔克的笔记并没有受到学者们的多大关注,但是这些材料实际上提供了洞察马克思所认为的主观哲学的最大**为何物的重要信息,也就是洞察马克思所认为的滑向非理性与虚幻的危机是什么的重要信息。
鉴于马克思把所有后黑格尔主义哲学当作主观思想模式,我们可以认为这个警告不是专门针对谢林主义者与思辨有神论者的。
其实,即使主观哲学的发展形式暴露在这种危险中,马克思也明确地相信它,因为尽管伊壁鸠鲁反对上帝,但马克思实际上觉察到了原子论与有神论之间的有择亲和。
在这里,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可能比我们知道的还要早些。
马克思的学位论文涉及了大量费尔巴哈对17世纪原子论者伽桑迪的分析内容,这在他1833年的《近代哲学史》中有体现。
在他关于伽桑迪的文章中,费尔巴哈认为原子论不能为形而上学系统提供基础,因为他看不到从原子定量举例前往定性普遍概念的道路。
在费尔巴哈看来,原子模式有效地界定了各种事物狭窄领域的理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并非由此降低了人们对机械论狭窄领域的探索精神,对理性的限制反而解放了原子特殊性范围之外的非理性观念。
正如费尔巴哈概括的矛盾效应所说,“当上帝被人们从理性神庙,从开放、自由、明朗、清晰的思想世界驱逐到神秘的避难地时……人就在智慧的开放领地成为了理智的无神论者;但是在理性自己的秘密之处,人仍然是最迷信的基督教徒,他仍然是世界上最虔诚的人”
①。
总之,费尔巴哈在1833年仍旧是个唯心主义者,他看到了一个永恒存在的危机,即如果理性没能从自身这个关于意识与存在的统一概念中得出自身的话,理性将会倒退到宗教。
马克思必然赞同伊壁鸠鲁的真知灼见,因为他痛斥伽桑迪试图使伊壁鸠鲁适应其“天主教的良心”
的做法。
②此外,马克思对普鲁塔克也做了同样的分析,此人从虔诚的角度抨击伊壁鸠鲁对神的否认和对个人邪恶的反对。
但是,这样容易漏掉马克思论证的关键点。
马克思认为普鲁塔克文章的活力遮蔽了他的“神学智慧”
与伊壁鸠鲁之间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写道,伊壁鸠鲁的“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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