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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原子论到普鲁士的个人主义：马克思的哲学新闻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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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1841年早期完成了他的学位论文并提交给了耶拿大学。
到7月时，他已加入在波恩的布鲁诺·鲍威尔的队伍中，他希望在那里与这位老哲学家的友谊能给他自己的学术生涯提供便利。
对马克思来说，这是一个灾难性的行动，因为在他来波恩不久后，鲍威尔便处于他那个理论团体中保守同事要求其辞职的高压之下了。
鲍威尔的论点得不到支持的情形，使得马克思确信他没有找到学术聘用的希望，甚至在1842年春天艾希霍恩解雇鲍威尔之前，马克思已经开始在政治新闻界四处寻找一个新的职业了。
到1842年4月，马克思已经开始为创办不久的莱茵河自由周刊《莱茵报》写第一篇文章了，到10月时他已经是这家杂志社的编辑了。
当告知卢格时，马克思正在着手写作关于黑格尔对国内法规态度的批判性文章：“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同君主立宪制作斗争，同这个彻头彻尾自相矛盾和自我毁灭的混合物作斗争。”
①马克思对民主政体的公开承认，经常被指认为是对威廉四世新反动政权对青年黑格尔派所进行的政治迫害的另一种回应。
但是似乎有这样一种可能，即像费尔巴哈、卢格或者鲍威尔一样，马克思并没有因为威廉四世高压政治的迫害而过多地走向一种激进化，他的激进论得到了政府的批准。
理查德·亨特已经提醒说，直到大约1840年马克思才赞同了他父亲的自由宪政君主制观点。
②与亨特的观点相反的一点是，“宪政君主制”
是否足以描述一位年轻哲学家的洞察力是很不明确的，这位哲学家梦想着完成现实世界中的自由哲学并将他所处的时期想象为即将来临的暴风雨之前的平静。
马克思1841年之前的著作中的证据简直是太空乏了，以至于不能轻而易举地认定他对当时宪政问题的看法。
然而我们已经看到，19世纪30年代晚期，尤其是在黑格尔派哲学家同时处理学派的内部倒塌和外部反动攻击之时，这场关于宪政君主制的争论是多么令人不知所措。
将宪政君主制当作理想进行赞成，与在精神一致性内把国王当作普通公民赋予公平权之间的界限确实很模糊。
鉴于马克思学位论文的祈使语气、他向作为一种实践的哲学的献身以及他对实证哲学的形而上学和神学影响的反对，我们可以假定，当19世纪30年代晚期关于个人君主统治权与政治参与之间的神学政治辩论消耗殆尽时，马克思对黑格尔派哲学家持偏左的观点。
马克思与很多其他左翼黑格尔派哲学家——如卢格、费尔巴哈、福斯特、卡普——在同一时期公开承认共和政体。
对他们来说，开放的共和政体是激进化这个复杂过程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于哲学、神学以及政治争论的指涉与他们对现行政治的反应是难以分清的。
所有这些都说明，以一种敏锐的眼光阅读马克思的政治新闻学是必需的，这种眼光要朝向这样一个语境，在其中，黑格尔派正如马克思自己一样走向共和主义。
如果说，马克思学位论文中对原子论和主观主义的批判充分显示了他对神学与哲学关于人格主义争论的了解的话，那么，他1842年的政治类作品则显示了他对那些论辩的政治维度同等深入的了解。
这些政治文章将对原子论的评论从他学位论文的政治领域带入了同时代普鲁士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
马克思1842年写的关于出版检查制度、等级选举权结构和他的新闻工作中心话题的文章是如此详细具体，以至于很容易让人忽视那些神学政治论战对他以共和政体来抗拒普鲁士君主政体之行为的深远影响。
实际上，马克思为出版自由和更宽广的政治参与所进行的充满热情的辩护，被一种对普鲁士社会与政治中超验和人格化连锁现象的影响进行的持续不断的检查抹平了。
作为一位将实践认定为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批判的思想家，马克思加入了卢格与鲍威尔对“基督教国家”
之基础的攻击中。
他在与“先验的”
基督教国家及其同盟者“天启宗教”
相抗争方面的贡献，直接源于“超验宗教”
与“对绝对性的实证解释”
之间的总体联系。
马克思是在他的学位论文中第一次提到这种联系的。
①
这是马克思在1842年4月承诺寄给卢格的四篇文章的中心主题。
正如他明确对卢格所说的那样，这些关于宗教艺术、浪漫主义、历史法学派和“实证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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