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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向费尔巴哈和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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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中期，马克思可以批判“最近的有能耐的自由主义者”
，同时还能与他眼前的自由主义运动打成一片。
当然，我们已经注意到，像卢格一样，马克思已经在他对私人生活及国家和社会的分离的批判中超越了自由主义。
对一个由比较自由的莱茵区商人资助的期刊编辑来说，将自己与“自由主义”
联合起来是一个精明的战术行动，它表明了马克思在追求更大的政治和社会自由时对政治联盟的重视；事实上，当马克思试图游走于政治反对和战术妥协之间的细微边界时，柏林青年黑格尔派向《莱茵报》提交的文章中的不妥协和不圆通的腔调激怒了他。
然而，除了这些策略考虑外，马克思还没有充分地批判广大运动党的想法，这个想法成为19世纪30年代德国激进政治的指导思想。
虽然马克思没有对自由主义和他自己的激进共和主义做充分的区分，但他已经开始认识到这样做的必要。
因此，在1842年捍卫左派黑格尔主义反对《科隆日报》的文章中，他宣称“没有党派就没有发展，没有区分便没有进步”
①。
马克思并不是唯一认识到将德国政治划分为相互对立的“运动党”
和“反动党”
这种原始做法已经不足以应付一个复杂的现实情况的人。
在1842年早些时候，卢格就曾争辩说，他既不是否认政党的反动派，也不否认未分化的进步党为时代精神的利益服务。
我们知道，卢格和埃德加·鲍威尔已经开始公开阐明自由主义和黑格尔左派哲学家的民主社会共和主义之间的区别了。
早在1843年卢格的《自由主义的自我批判》引发撒克逊和普鲁士当局关闭《德国年鉴》和《莱茵报》时，马克思就已欣慰地向这一消息致敬，尽管这一行动剥夺了他的生计。
他写信给卢格说，“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
伪善、愚昧、**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奉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
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
①。
从迫于编辑工作不得不进行的妥协中解放出来的马克思，决心谨慎地从事他的批判工作。
他赞同卢格的观点，认为在德国目前的情况下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而且他很快便加入了卢格复兴海外青年黑格尔派期刊的计划中。
卢格计划转移到苏黎世，在这里为《德国年鉴》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以《轶事》的题目发表出来。
他希望将已经存在的期刊《来自瑞士的德国信使》改造成激进黑格尔主义的一个新机关刊物。
马克思打算为这个杂志社工作。
2月苏黎世当局关闭《来自瑞士的德国信使》，并驱逐其新的编辑——社会主义诗人格奥尔格·赫尔韦格。
这一惊人的消息传到卢格身边的时候，马克思的这个计划被打破了。
②气馁的卢格开始建议马克思考虑斯特拉斯堡这个地方。
定位于法国城市的想法激起了马克思重新构想这个工程的热情，因为他回应卢格说，为了德法两国人民的解放利益，应该创办一个新的期刊来作为两国人民协作的成果。
卢格的最初意向是在德国文化界内继续进行他的活动，然而，马克思一提出那个建议，卢格便立即热情拥护它了。
自德国1830年革命引起人们失望的反应以来，法国原则和德国原则联盟的想法，已经成了对其国家境况感到失望的德国激进派最后的避难所。
这种联盟的志向利用了历史悠久的左翼亲法主义，这种理论在极右的寒风和德国爱国主义中休眠一段时间之后被1830年革命复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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